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起，我国吸取过去片面以意识形态划线制定外交政策的教训，正式开始以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由此，国内也产生了一种观念，认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是对立的，认为依据意识形态制定政策是错误的，于是也产生了批评其他国家依据意识形态制定政策的做法。
今天我们请专家来讨论意识形态对国际政策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的关系。例如，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是什么关系？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能不受意识形态影响？对外政策是否不服务于意识形态？二是冷战后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已不是主要矛盾，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似乎已微不足道，于是有人认为各国考虑的都是和平与发展，似乎没有国家再重视意识形态了。那么，冷战后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到底有何影响？国际社会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有什么不同？三是我国对外政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我国意识形态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我国怎么办？别国将我国的意识形态视为威胁，我国怎么办？我国的对外政策是否有可能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可以不去维护我们的意识形态吗？
阎学通
贾庆国意识形态对于一国外交具有特殊的意义
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国家都公开强调或者事实上接受某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微妙和长远的影响。对于致力于领导世界的大国来说，意识形态对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具有特殊的意义。
所谓意识形态，根据通常的解释，它是反映个人、团体、阶级或文化的社会需求和愿望的一种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国的意识形态就是反映这个国家的社会需求和愿望的一种看法。意识形态必然要反映在一个国家的外交上，有的国家公开地主张和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有的出于各种考虑做起来要隐蔽些。由于各国的国情和利益不同，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
一个国家发展、维护和传播一个进步的、符合国情的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意识形态，符合它的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如果这个国家不这样做，它的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就要打折扣，最终还会削弱它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是这个国家进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有的国家提不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是因为它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某些困难和问题。
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感召力，是这个国家维护国家利益和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软实力"。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所有意识形态都能转化为"软实力"。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感召力，对于大国来说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大国在世界上有着特殊的责任和影响。
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意识形态对外交有着重要影响。极端的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多是负面的，如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和60年代中国的"文革"时期，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这两个国家在外交上出现严重困境。美国处在一个强势地位，麦卡锡主义对它的国家利益负面冲击相对要小些。相比之下，中国的地位较弱，"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对我们的国家利益的负面冲击则非常大，一度使中国与别国外交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并使中国外部环境极度恶化。正常的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则是积极的，比如民主自由主义的诉求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现在中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内容包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想诉求、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以及和现今国际关系体系相联系的一些道义原则，包括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集体安全等。
维护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也是一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的。意识形态的稳定与国家政治的稳定密切相关，国内政治的稳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没有政治稳定，就谈不上国家的发展，这对于弱国和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反对大国将其意识形态强加给它们，主要是因为它们担心这种做法会对它国内的政治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邢悦国家的对外政策可以考虑意识形态吗？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意识形态是指特定的社会集团（或共同体）对自身社会地位和利益要求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的表述，是一种类似于哲学或世界观的"形而上"的一种理论学说、观点主张。狭义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它专指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是狭义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功能主要是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使公民认同国家的政治统治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直接关系到国家现存政权体制的稳定，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意识形态。有学者把人类历史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变概括为三个阶段和类型：宗教意识形态，世俗性学说意识形态和现代国家意识形态。
在存在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对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对外政策起着重要作用。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其中必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
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利益既包括国家基本的生存利益、安全利益，也包括体现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国际关系中不考虑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对外政策中不可能不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意识形态与国家现实的、具体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在大多数情况下，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具体的国家利益同时发挥作用，我们很难把国家对意识形态的追求和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截然分开。对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追求、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对物质利益和资源的争夺，这些都是国际政治的动力，它们之间的关系向来是难解难分的，只不过学者们在具体分析和研究时对它们的侧重有所不同。不过，对于那些意识形态强烈的国家，如政教合一的国家，意识形态高于一切。宗教之争，信仰之争，未必需要以物质利益方面的动力为基础。意识形态对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来说的确具有不同的含义和作用。
邢悦"已有78%的国家属于民主国家"
正如在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一样，在国际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目前国际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现在已变成被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普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且仍在不断扩散。亨廷顿曾把民主分为"自由民主"和"部分民主"两个层次，他的研究结果是，二战以后至今，世界已有78％的国家属于民主国家。
在民主的传播和扩散过程中，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起着主导作用。美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国家，美国自认为负有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而使全世界民主化就是它把全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世俗表达，所以美国把民主不仅是作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传播，而是把它作为一项宗教使命来完成。美国向全世界推行民主是从它建国时开始的。当时它反对的是在它眼中"腐朽"、"堕落"的欧洲大陆。冷战时期，它把矛头指向"共产主义"，也就是"反共"。杜鲁门总统称美苏之间是"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另一种是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专制极权统治"。正因如此，美国把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看作是民主的胜利。冷战后，国内有人说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的矛盾减弱了，美国在淡化意识形态，其实并非如此。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明确把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作其对外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决心把那些在美国看来属于专制、独裁的国家演变到"西方民主的大家庭"中来，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新世界。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执着地、坚定地、一贯地向全世界推广其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在民主政治成为国际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势下，实行所谓非民主政治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很受压制，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境都很艰难。在美国眼里，它所说的"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国"基本上都是非民主国家。美国将中国作为潜在的敌人，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把中国当成"非民主国家"来看待。
我这里想说明的是，美国不只是因为中国实力的增强而把中国当成潜在的对手。一个国家并不害怕别国实力的增长，而是担心别国实力的增长对自己造成危害。当一个与自己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实力在增强时，美国才把它视为潜在的威胁。我们知道，美国并没有遏制与它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回顾历史，并不是每个世界霸主与崛起国都有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当英国是世界霸主时，它并不防备和遏制美国的崛起，因为它与美国一直保持着特殊关系，它认为美国的崛起对它不构成威胁。我们看到，两次世界大战中最后都是美国救了英国。这说明仅仅实力增强并不一定会构成霸权国与正在崛起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存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国际体系中，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还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金灿荣中国的弱化与美国的强化
我国政治经历了一个波折，原来偏于强调意识形态，现在偏于强调具体的国家利益。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本身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回归平衡，既要注重具体利益，定义这些利益、解释这些利益、维护这些利益，还要适当地讨论一下意识形态，找到一个恰当定位。
国际关系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意识形态在各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意识形态这一要素在一国外交政策中起多大作用，取决于一国具体的内部外部情况，还取决于意识形态本身是否合理。
目前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约束趋于弱化，这一过程还没有结束。外国学者对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弱化的原因有三种分析模式：一是"鲍大可"模式，即搁置意识形态，认为中国政治家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者"，在中国政治的常规状态下（文革是一个例外）意识形态不起作用；二是"白鲁洵"模式，即承认中国外交中有意识形态，但起的作用不大，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是政治文化一部分，而中国政治文化从来不着重建立"共识"，只在不同意见里寻求协调(鲍大可与白鲁询都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三是多数学者的分析模式，即认为中国外交目前的意识形态趋于淡化，反映了中国内部的原有意识形态的崩解。
与中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下降相对应的，是冷战后，美国意识形态趋于强化。美国意识形态对其外交的影响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历史悠久。早在建国时期，美国的"国父们"为建国寻找理由时，就有现在意识形态的内容，认为美国有不同于欧洲体制的新的制度建构，代表着人类的发展方向。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历史上的"圣人"--杰弗逊本身却有极端扩张主义思想，著名的针对古巴的"熟果"政策(古巴就像一枚熟果，迟早要落在美国怀抱里)就是他提出来的，其辩护理由不是源于地缘政治，而是美国制度的优越性。
二是意识形态在美国政策当中所占分量比较重。每个国家政策都需要有某种理由、普遍原则去辩护，但真正把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现实政治目标的国家很少，美国就是其中一个。
三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分为正式意识形态和非正式意识形态。正式意识形态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关于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强调法制、民主、市场；非正式意识形态是我们看不到的、藏在正式意识形态之后的东西，我把它叫做美国主义。在美国历史上，19世纪有青年美国党，20世纪30年代有美国第一党(现在还存在)，还有非美活动委员会，等等。这些组织存在的本身其实也有意识形态的内涵，它比明确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模糊，却是支撑正式的意识形态后面的东西，是一种心态，如它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特殊选民等。这是美国主义的心理基础。美国的非正式意识形态需要加强研究。它可能模糊，但比正式意识形态要持久，因为它在无意识状态下支配人们的作为，甚至无法被推翻。
四是冷战后美国意识形态的强化反映的是一种力量强势。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现在的意识形态的强势正在成为强权政治的一部分，它不仅仅为现在的强权政治做辩护，其本身也是新强权政治的一个内容。从最近美国要对伊拉克动武一事来看，美国外交中有一种强权政治回归势头。二战后大国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压力之下一度比较着重用普遍公理来修饰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行为的合法性。现在这种外在制约因素在减少。其实对伊拉克动武的理由并不一定很充分，可他们只保留了讲理由的形式，理由本身的重要性已在下降，这是今年以来美国外交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
阎学通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无法回避
从策略角度讲，在外交中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好像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还处于弱势，但是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意识形态不影响我国对外政策，意识形态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基础中的一部分。这种错误观念还会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别的国家也不应该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那么，是不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之一，外交就会失败，政策就是错误的呢？
意识形态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与社会共享的政治文化，一部分是尚未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政府的政治原则。后一部分是否属于国家利益，可能会有争论，但前一部分是较为明显的国家利益中的政治利益。我们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没有必要强调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但客观上我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还是在维护我们的意识形态。例如，在人权问题中的计划生育问题就是个典型例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合理的，合理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政府的一项政策，还体现了一个社会传统价值观。中国文化中的忠孝价值观是"国"重于"家"，"家"重于个人。"孝"是个人权利服从家庭权利，"忠"是个人和家庭的权利都服从于国家权利。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传统观念是"孝"服从于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称颂为国家利益牺牲子女生命的壮举，在计划生育上表现是为了国家利益少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对于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的作用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维护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是维护中国政府的政策，也是维护中国传统价值观。这体现了一种具体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客观上可能没有刻意去强调意识形态，但实际上我们无法摆脱，就像美国人一样，他们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时时刻刻考虑它的意识形态。
冷战后，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尽量淡化，美国则在逐步强调，原因是美国有实力推行它的意识形态观念。美国在向世界推行它的意识形态，除了有它的传统文化因素和实力因素外，还和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关系。美国与伊拉克对峙，我认为它反映的并不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矛盾。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讲，冷战时期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冷战后是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虽然这个矛盾不是冷战后国际政治主要矛盾，但在冷战后，西方民主价值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趋势使非西方意识形态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发生了变化。一些在战略上对美国不太重要的国家，美国因意识形态不同而疏远了他们，这对伊斯兰国家的影响最大。美国在推行西方民主的进程中遇到了这些国家的抵制。如果说现在还有意识形态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冷战时期转换过来的，冷战时意识形态矛盾反映为公有制度与私有制的矛盾，现在则表现的是西方民主价值观和非西方政治思想的矛盾。
具体到中国外交，我们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看来不行。实际上，自二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国家在划分敌友问题上都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现在仍有影响。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对外关系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目前中国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我们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最近布什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敌友关系有非常明确的划分标准：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按这一标准，美国对友好关系的划分是：北约排在最前面，然后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中国等。美国认为，排在后面的三个国家中，俄罗斯政治民主代与经济自由化都已全面启动，但还没成熟；印度民主化已经实现，但还未经济自由化；中国的经济已经自由化了，但政治还未民主化。按照政治优先于经济的原则，中国排在了印度之后。中国想消除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有两个方法，一是消除中美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但这能够做到吗？二是在有分歧的情况下发展两国间非意识形态领域的关系。但是，如果美国就是要强调中美间意识形态分歧，中国怎么办？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和欧洲国家关系、以及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关系也受意识形态影响。比如周边国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除了对中国实力增强担心外，也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它们担心的因素。较多发展中国家在60～70年代对中国的支持特别坚决，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社会主义倾向性经济体制和政治思想。冷战后，社会主义倾向性的国家数量明显减少，对于中国政治主张支持的坚决程度也就差了。
贾庆国还是不要过分强调意识形态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苏联东欧国家纷纷放弃社会主义，这使得西方许多人认为自由民主主义正在战胜共产主义，于是他们在推行人权外交和民主外交方面格外起劲，对中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然，中国抵制西方国家的压力并不是中国不要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是因为中国希望根据自己的国情去争取民主、扩大自由和改善人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西方国家不顾中国的国情强迫中国按它们的意愿行事，这种做法很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处在变革时期，它需要稳定。正如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没有政治稳定，中国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此外，实现民主需要满足许多条件，如需要健全法制，需要建立公务员体制，需要提高教育水平，这些都需要时间。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地扩大民主，势必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苏联改革失败的惨痛经历已给世人留下深刻的教训。
我们国家的外交能否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当然不行。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使我们不考虑，西方国家也还是要推行它们的意识形态并对我们施加各种压力的。那么，我们国家在对外政策中是不是也要强调意识形态？我个人觉得在现阶段，还是不强调为宜。这是因为我们目前还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处在各方面都在发展的时期，在外交中过多地强调意识形态，不利于我们国家推行我们的外交政策，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当然，不强调意识形态并不等于不坚持原则，我们需要坚持原则，但同时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在原则和实际利益之间作出必要的权衡。总之，我们进行外交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我们国家的近期和长远的利益。
邢悦中国对意识形态题的认识和对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是与当前以市场经济原则来运行的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既然我们说全球化是历史潮流，那么民主政治也就是历史潮流，是客观的历史进程。对于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意识形态，我们当然不能排斥，而且民主相对于专制来说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西方看来是"一党专制"，是与民主相违背。不管西方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存在怎样的误解和偏见，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处于弱势，西方国家处于优势。在我们无力改变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就目前而言，我们最明智的做法是尽量强调我们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共同点。其实，我们的意识形只是在民主化的进程和民主的具体形式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分歧，我们也在进行民主政治改革，中国的民主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在国际社会强调的内容。同时，我们应尽量避免宣扬甚至夸大我们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避免因此而影响到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张利化（清华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的两种不同行为
美国一直倡导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思想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但冷战以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奉行的单边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征服性、强制性和独裁与它所倡导的思想是矛盾的。其根本原因是不是缘于美国的国家利己主义和资本扩张的本性？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它倡导自由、民主、人权在国内已发挥了很重要作用，但美国意识形态中逆历史潮流的思想也在滋长，这些因素可能会使美国从顶峰往下走。我想，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灵魂，这些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是不是一种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意识形态是比较合理的，对它的外交战略会起一种积极作用；如果意识形态很荒谬，对它的外交战略会起一种消极作用。
邢悦目的的合理性可以证明手段的合法性？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是不可能一致的。对于美国来讲，向外推行民主是它始终不渝的一个目标，但它推行的民主不是使国际社会民主，更不是要求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行为民主，而是使那些没有实现民主的国家国内政治实现民主。为了在全世界推行民主，美国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暴力手段。在美国看来，它作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它有权力使用暴力强迫其他国家接受民主制度。美国的伦理价值观是，目的的合理性可以证明手段的合法性。
阎学通两种社会体系性质上的差别
从中国对外政策讲，我们现在不是需要彰显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去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也不是说我们的对外政策要突出强调维护我们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国家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制定中不占主导地位，就认为别的国家也不应该让意识形态成为主导地位，或是寄望别国不以意识形态主导其对外政策。我们应该去分析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应对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作用，而不是去改变他国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制定对外政策的做法。
国内社会是一个有序社会，国际社会是一个无序社会，这是两种社会体系性质上的差别，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在国际体系里去追求民主。多数的世界大国都是在国内搞民主，对外搞强权。
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造"的。那么，美国为什么总是以意识形态划线？
金灿荣意识形态矛盾最易于导致泛道德化思维
意识形态矛盾在国际关系中最易于导致简单化，泛道德化思维，无法用谈判（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与常规的地缘政治矛盾不同。如果能控制或消除意识形态矛盾，好处之一是矛盾的数量会减少，好处之二是可能不至于简单地将对方定义为"坏人"，把问题泛道德化。美国意识形态强，体现在国际政治中，就是容易道德优先。如冷战时期，美国要花很大力气将苏联描绘成邪恶帝国，然后再进行战略谋划；现在对待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国，它首先将它们定义为邪恶轴心，然后再具体采取步骤或者打击，或者压制。这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战术层面的模式。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曾讲到美国首次全面卷入国际政治角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美国一进入世界舞台，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就比别的国家强，它是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进入世界的。一战时美国将德国威廉皇帝描绘成恶魔，美国自认为是天使，天使与恶魔怎么做交易呢，于是美国要求威廉的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因此，美国威尔逊总统第一次将无条件投降原则带入到国际政治中来，这就打破了19世纪欧洲权力均衡政治的传统。总之，美国意识形态在具体层面起作用时，容易泛道德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会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现在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就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作者：阎学通，金灿荣，贾庆国，邢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