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一个转折点，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的急剧分化和复杂化一方面造成知识分子本身利益的分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他们对待问题认识的多元化，导致学术和社会思潮的分化。除自由主义、新左派和各种文化主义外，还有另一种重要的思潮不可忽视。自九十年代初，这种思潮就在暗中涌动，不断鼓荡，寻找适当地时机爆发，不但要证明自身的存在，还要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和未来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思潮。它不同于其他各种学术流派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思潮和流派，而且还是一种切切实实存在地运动，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号召力也远远超过其他的学术理论。民族主义是不可不加以重视的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本文拟对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做一细致探讨：一、民族主义在九十年代的重新兴起及其原因；二、分析民族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批评；三、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及其消极影响；四、中国民族主义可能的发展途径。
一、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作为政治思潮和社会行动
从九十年代初，民族主义在中国开始逐渐积蓄力量，无论是在普通民众还是在知识分子中，都开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开始，民族主义的表现是与反对西方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许纪霖九十年代中国反西方主义有三波发展：第一波是九十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第二波是一九九四年以来，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第三波则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1]]。应当说这些反西方理论或学说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而民族主义真正谋求到独立的话语权力并让人们切实感受它的力量到则应以《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为一个象征性标志。《说不》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强烈呼应也昭示出，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继五四时期民族主义运动之后的重新兴起。同年，《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也以民族主义的姿态出现。在1999年末，由房宁、王小东、宋强等著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与前两者构成民族主义在知识界表达的三部曲。[2]这三部著作的出版不应仅仅看作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立场在知识界的产生，同时还应当将其视为普通民众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在公共话语领域的表达。
网络的逐渐普及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舞台。在一些bbs上，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的言论，其中既包括要求在国际关系中关注国家利益的理性一些的民族主义者，也包括放言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既有强调传统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也有谴责目前社会不平等而试图构建毛式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者。但这些民族主义者存在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他们深深地担忧民族的利益，带有对民族命运的忧虑感和使命感。这一点使得他们的言论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任何对民族主义的怀疑和指责都可能被民族主义者视为对中华民族的被判，从道德上加以诟病，"帮凶""卖国贼"等是有些bbs上屡见不鲜的词汇。在那里，很容易看出话语霸权的相互争夺，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相互攻击，真正的讨论在两者之间难以形成，学术讨论往往发展为对动机的置疑和最终的人身攻击。
随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与美国产生的冲突及其激烈程度，中国民众滋生出的一种反应性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强化。1993年出现的"银河号"事件，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到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中国青年和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一个顶峰，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众在各地开始了反美的示威游行，在某些城市甚至出现过激行为。紧接着，在2001年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另外，美国对台湾态度也严重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可以说中美关系在九十年代一直磕磕绊绊、矛盾重重。在与美国的冲突中，中国民众不断感到美国的敌意及其强加给中国的屈辱。这使人们自然地同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弱势地位和屈辱历史联系起来，增强了民族的耻辱意识和民族痛楚。
与此同时，中国全体民众也在国家实力增强的背景下，民族认同重新得以强化。从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到2001年加入WTO，并赢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等一系列事件都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心理，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宣泄。因此，中国民众在对美国关系中所感受到的屈辱心理和对自身成就的自豪感成为了民族主义的合成剂。在屈辱和自豪之间的反复摩擦，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不可避免地重新点燃了。现实民众中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相互影响，更加给民族主义造成了相当地声势。可以说，中国民族主义在九十年代重新兴起。
除了上文简单提出的中国民众在九十年代经历屈辱和自豪，两者不断龌齬摩擦而使民族主义增强外，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与在国际政治领域内的挫折感之间的矛盾。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得以显著的提高，经济越来越举足轻重。然而在国际事务方面所起的作用，却相对微弱的多。本来中国人都会认为中国发展强大了，在国际事务中也该扬眉吐气，起码不会再随意受到伤害和侮辱。而在九十年代出现的"银河号"事件、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等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远非想象的那么强大和重要。民族主义者特别忍受不了的是，中国在美国的眼里简直无足轻重。在讨论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时，王小东说："但无论是蓄意还是误炸，此事至少反映了美国并不那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3]这样，中国民众建立在经济发展上而产生的对外事务方面的自信不断遭受打击，导致不同程度的挫折感和屈辱感，这种感情不自觉地开启了中国人关于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痛苦记忆。为什么中国经济强大了，还遭受美国的欺侮？在民族主义者看来，答案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实行全球霸权政策，遏制中国的发展，并试图分裂中国。中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样的判断无疑强烈地冲击了国人的心理，尤其是青年人，民族主义情绪和反美情绪随之高涨。? 硗猓庵智樾魑业男┐蠛图せＶ泄笾诖揭环矫婵浯罅嗽诠噬系闹匾匚灰约肮业氖盗Γ涣硪环矫嬷泄谕饨皇挛裰械牧艽臁?nbsp;
（二）中国政府重建合法性的诉求。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世界上是以苏东剧变，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为标志终结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而在国内，"****"事件也给中国政府带来强烈地震动。国内外的环境使得政府内焦外困，不得不面对双重的压力，合法性进一步流失。相对于八十年代，中国人在价值上的迷茫和多元，九十年代则是价值的虚无和日趋的庸俗和功利，政治淡漠，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都陷入困境，无法提供合法性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希望能够有一种思想或理论来汇聚人心，重建合法性。九十年代初，"国学热"的出现就是倡导传统文化的学者和政府不谋而合的一个不意外的结果。在学术领域，"国学"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未来世界的重要作用。海内外的"新儒家"在也以不同方式否证"韦伯命题"，不但认为中国文化可以与现代价值共存，并且对于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东亚奇迹"证明了这一点。[4]到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新儒家理论造成严重打击。在政治领域，政府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高扬爱国主义，也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政府合法性的资源。? 罄矗?quot;以德治国"的提出也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民族主义以一种独立话语的态势出现在学术界。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相当保留的态度，仅从中吸取所谓的"尚武"精神。它已经试图剥离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而寻求外强中干的独立地位。它通过批评自由主义来获得自身的独立性，也试图成为影响国家政策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对于现存秩序的肯定和对于本民族的忠诚和热爱，使其能够成为政府合法性的一个来源。政府可以适当地控制和运用民族主义情绪，这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事件中得到印证。当时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引发的示威游行显然是在政府的默许之下才可能。政府当然也意识到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存在潜在地危险。一旦政府认为达到了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通过民间的手段对抗美国，实现自身合法性的整合，就马上对民族主义采取了缓和和控制的措施。针对另外"印尼排华"事件中，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得到了遏制，没有形成示威游行。
（三）经济全球化对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影响。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深，紧密的经济联系必然出现愈来愈多的直接利益冲突。"而西方也已经由过去现代化初级阶段上的一个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一个现实的竞争者。在此种情况之下，利益的冲突，特别是贸易的摩擦，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