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平心理学把提升人的幸福与尊严、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实现世界和平作为终极研究目标。但在研究领域内部，不同流派存在的观点并不一致，也难以统一到同一个理论框架中。关于和平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类模型：积极和平心理理论模型、和平文化心理理论模型、和平进化心理理论模型。以上三种研究模式都认同回归心理学的和平价值，挖掘个体和平潜能，建立星球公民责任感。未来的和平心理学需要克服现有人性观的片面性，树立全面的人性观；克服过分强调积极和平的倾向，建立全面的和平心理学研究观；超越零和思维，深入学习“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内涵，推动我国和平心理学研究发展。
关键词：和平心理学；积极和平心理理论模型；和平文化心理理论模型；和平进化心理理论模型
和平心理学把提升人的幸福与尊严、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实现世界和平作为终极研究目标(刘邦春，郭永玉，彭运石，2013)。近年来，“用和平的方式实现世界和平愿景”的和平心理学研究，已经汇聚成巨大的研究思潮，在研究战争与和平、爱与恨、和解与共存等人类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上，取得了重要成就(Christie，2006)。但在研究领域内部，不同流派存在的观点并不一致，也难以统一到同一个理论框架中。目前，有关和平心理学的理论模型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类：积极和平心理理论模型、和平文化心理理论模型和平进化心理理论模型。
1积极和平心理理论模型
和平心理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加尓通认为，和平心理学研究具有明确的价值负荷，是为着人类和平幸福而奋斗的心理学。他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多所和平与调解中心，参与的国际冲突调解多达上百起，推动了和平心理学研究的发展。他的积极和平心理学(positivepeacepsychology)理论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积极和平意味着暴力的缺失，也意味着人的幸福与尊严的提升。传统和平是指“战争和暴力的不在场”(刘邦春，翁永杰，2015)，但这个概念只是拒绝了直接暴力，但并未触碰到问题核心症结，范围未免过于狭窄。积极和平既意味着直接暴力的消除，也意味着饥饿的消除，人权威胁的解除、全球污染的治愈、和平生活价值观的确立、和平社会制度的建立，更意味着人类过着幸福的生活，享受富裕，体面、有尊严地生存。个体在积极和平的状态下，能够享受自由自的幸福生活，合理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个体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感觉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第二，积极和平意味着对和平状态进行诊断、预测和治疗。和平心理学研究模式与医学研究具有相通之处(Rachel，2003)，二者皆遵循“数据-理论-价值”的逻辑法则。医学中对代表患者的健康和病患信息的数据进行分析，就是进行“诊断”(Diagnose)。在医学理论指导下，对疾病的可能发展进行论述，即为预测(Predict)。在消除引发患者痛苦(消极健康)的症状、增加患者抵抗能力(积极健康)观念的引导下，在以往病例普遍经验的基础上，对患者采取合理的治疗(Treatment)措施。和平心理学的DPT模式首先对目前的和平状态进行诊断。第一，为了消除痛苦和暴力的消极和平，对不适、疾病和暴力等痛苦状态进行描述。为了改善生活，提升生命尊严，享受幸福，实现积极和平，对快乐、幸福、悠闲、健康、祥和等生命质量得以改善的情况进行描述。二者皆是基于经验所进行的描述。第二，预测则是沿着时间变化轨迹，由苦及乐、由疾病到健康、由暴力到和平做出预测。第三，依据描述和预测，结合以往的和平经验，采取合理的和平措施。
第三，积极和平意味着冲突和平转化。“ABC和平转化”模式以如何实现对冲突进行和平转化为主要研究目标(王梦，2015)。A(Attitude)代表冲突群体隐藏于行为之后的认知观念和态度，B(Behavior)是冲突群体发生的行为，可以被观察到。C(Content)代表构成冲突双方矛盾的背景和内容(王逸舟，2006)。在特定的冲突背景下，冲突双方的消极态度会导致消极行为，反之亦然。消极行为会使冲突双方情感变得更加脆弱，冲突直觉得到强化。“ABC和平转化”模式主张深入、全面剖析冲突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了解冲突双方表面要求，洞悉隐藏于深层次的本质需求，引导双方形成和平态度和行为，达成创造性的和平冲突化解结果。
与传统的和平研究有所不同，积极和平心理学理论的贡献在于，打破了以往和平研究只关注战争和暴力的局限性，扩大了和平心理学研究范围和视野。但积极和平心理学理论也有一些局限之处：
第一，积极和平概念具有逻辑模糊性。有学者认为，战争和暴力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真实存在的部分，具有历史阶段性的特征。直接暴力和战争消除是人类为之神往的追求目标，在人类发展史中占据及其重要的作用，将二者的研究归结为“消极和平”研究范畴，这种非此即彼的“积极”与“消极”的划分逻辑未免过于简单、模糊、有失公允。另外，如果“积极和平”意味着所有美好事物的综合体，那么“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就不对立关系，而应该是包含与被包含的递进关系(王梦，2015)。
第二，DPT理论的方法论具有一定局限性。DPT理论把人类的和平追求与健康追求这两个研究领域进行类比，实现两个目的，第一，为和平心理学提供新研究视角，第二，为和平心理学提供新的理论支持。类比方法是从已知的某一特殊现象中获得示范性的启发，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举一反三，推出另一个未知的特殊现象。但是，由于类比方法本身具有不可证明性的属性，类比过程中所依据异类事物具有的相同点，严格说只是相似点，不能代表完全相同。因此，和平心理学研究与健康研究之间的偏差不可避免，这种单纯依靠类比推理方法而得出的结论，其可靠性也饱受质疑。因此，有学者呼吁未来和平心理学需要更多引用构成实证研究的科学思维方法，比如借助自然科学特有的方法，实现自身研究的科学化和针对性。
2和平文化心理理论模型
和平文化理论旨在建立合法化地取代各种暴力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Johann，1996)。和平文化理论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和平文化心理理论以动态人性论为基础，倡导建立关爱型共同体(caringcommunity)。个体自从出生起，与他人建立的依赖关系成为其生存的基础。个体发展过程中，要么受到关爱，要么遭受憎恨，这种动态的选择性关系构成了人的本质，也是人存在的问题性所在(DanielD.O’Connor，1964)。如果个体与他人形成了以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的友好关系，心存爱意(love)的关系，他的个人生活将是幸福的，蒸蒸日上的，人生将根繁叶茂；反之，如果个体与他人形成了以怀疑、恐惧和仇恨占据主导的关系，心中充满敌意和憎恨(hate)，个人生活必然凄苦冷漠，他的人生有可能走向毁灭。因此，个体的存在是充满了“爱”与“恨”的争斗过程。如果人际间形成“关爱主导”(care-dominated)的关系，社区、国家乃至整个星球成为“关爱的共同体”(caringcommunity)，和平未来就有希望(JosephdeRivera，2018)。
第二，个体心理系统固有和平文化符号调节器，具有符号变革功能。文化不是影响人类生存的外在变量，而是个人心理系统的固有成分。文化调节器是具有表征性的语义符号系统(semioticdevices)，存在于个体自我、人际沟通、社会等方方面面，引导人类或者选择和平，抑或面向战争。和平文化是一种符号装置(Valsiner，2007)，存在于个体意识中，指导个体使用怎样的和平语言，采取怎让的和平行为。为了更美好和平的生活，人类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合作行为，和平文化调节器(peaceculturalregulatorydevices)有利于人类进行更有效的沟通，从而实现调节“战争-和平”的动态过程，暂时减缓暴力冲突矛盾，阻止战争爆发，调节过程如下图1所示(Valsin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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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和平文化调节过程示意图
在文化调节过程中，和平文化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当社会面临“战争即将发生”之际，和平文化通过对可能作战的群体意识形态上进行引导，强调内部集团合作、共同分享与集体决议，对发动战争持有更谨慎的态度，或者放弃不理智的战争决策，寻求和平多赢的可行方案。
和平文化符号调节器具有符号变革功能。在战争爆发的地区，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巨大的过渡性区域，这意味着具有和平转化的可能性。如果在战争爆发的地区，把和平教育引入教育体系，把和平教育作为一种和平文化符号变革方式，教育人民放弃暴力，和平化解冲突，将有效阻止战争，获得和平。近20年来，在北爱尔兰已经兴办了几百所类学校，同时吸取天主教和新教徒两种宗教背景的教师和学生，成功实现了文化理解，增加了相互信任，减少了敌意和仇恨，促进了地区和平(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2003)。
第三，世界各国、不同地区的和平文化程度均可测量。JosephdeRivera(2004)研制了两个和平文化测量量表，用来描述世界不同国家的和平文化发展状况，测量、对比和平文化发展程度。一个是用来测量国家宏观层面和平文化发展程度的量表；另一个是用来测量某个具体区域微观层面的和平文化发展程度量表。JosephdeRivera(2007)使用国家级和平文化量表，使用2002年联合国公布的数据，用他开发的和平文化量表对世界74个国家的和平文化程度进行了测量。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在新闻自由、人权、GDP、识字率、寿命等几个指标上得分较高，具有积极进步意义，但“军费开支、使用军事威胁”指标上得分位居世界前列，不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和平文化程度有待提高。
和平文化心理理论主要贡献与局限性归结如下：
第一，和平文化凸显了人类共同和平价值观。和平文化在本质上倡导个体内心平和，形成积极的人际关系，倡导国际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关注人类福祉(Paul，2011)，这种文化价值观体现了世界人民的和平渴望，关切人类和平未来，符合世界与社会和平发展的需要。
第二，和平文化重视教育的和平价值。和平教育把造就和平个体，实现和平社会为己任，关注教育对象和平认知态度的形成与和平行为的塑造，引领世界儿童思考如何具有全球公民意识，思考如何采取有利的行动，创造和平未来。
第三，和平文化量表自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JosephdeRivera(2004)开发的和平文化量表没有把减少贫富差距这个重要的社会和平指标包含在内，对于家庭暴力这个重要指标也缺乏关注(Eisler，2007)，国际文化和平发展动态变化如何测量，也没有必要的指标；这个量表关于和平的操作性定义更多体现的是传统的西方和平概念，不同国家地区差异较少顾及，因此，这个和平文化量表在不同国家如何进行本土化尚需更多的后继研究。
3和平进化心理理论模型
和平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的大脑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进化出了对不同环境做出反应的能力(平克，2016)。人类在原始社会形成的抗击凶猛野兽的暴力模式，已经进化成当今可能和平化解何种暴力冲突纠纷的和平模式。在适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人类有可能超越攻击性动机，建立更和平的世界(刘邦春，冯永辉，2015)。和平进化心理学理论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人类进化出了人性中的良善天使，适当的环境条件下，人类能营造和平。进化和平心理学以神经科学、基因科学、进化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最新科学研究发现为理论依据，对人性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释。人的心灵不是空空的白板一块，而是在进化中，获得了一系列情感、动机、推理和人际交往体系(Pinker，2011)。心智是具有认知和情感功能的复杂系统，源自人类进化过程。大脑构造的一部分功能让人类产生各种暴力倾向，另一些功能则把人类引向合作与和平(平克，2018)。过分强调人性阴暗面，或者只强调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都是片面的，需要全面地揭示人性背后的根源问题。一方面，人类有虐待行为的发生，会采取复仇、控制等暴力行为攻击敌人，宣泄仇恨，也会因为实际利益的诱惑而使用暴力，还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因为价值信仰的不同而采取暴力，这五种情况是人性中巨大的“内心恶魔”；另一方面，人类也具有自我控制行动的能力，避免诸事诉诸暴力；并且还进化出了同情、道德与理性等和平创造能力，这四种能力构成了人性中的“良善天使”。在适当的环境条件下，经过进化的大脑能让人们冷静下来，克制自己的暴力行为，采取合理的决策，营造和平气氛，创造和平结果(Pinker，2011)。
第二，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是暴力整体下降，要为和平未来而奋斗。Pinker通过分析人类学史数据分析、通过研究历史发展与大脑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得出结论是：古人的残暴程度和暴力事件发生的次数，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人类暴力现象整体下降，人类社会文明向着和平进步的方向发展。那些远古时代被描述为最为和平友好的原始部落的死亡率，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的欧美地区相比，也要高出许多，尽管这个结果会让很多人出乎意料。之所以如此，是因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处于无国家的社会状态。那时人们只有通过暴力复仇才能伸张正义。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在世界上第一批国家诞生之际，暴力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尽管历史早期的国家统治简单粗暴，却能有效遏制即将失控的暴力仇杀。这个结论之所以与现代人的认知相悖，是因为如今舆论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对血腥、暴力事件趋之若鹜，这种过于报道消极暴力的信息导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那些为推动社会和平进步做出努力的事件进行关注和深究。
第三，暴力减少是人类道德进化的结果。和平进化论主张使用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分析人类个体层面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探讨人的是非观念，研究道德本能，对于体现人类自身进化研究的历史价值，意义非凡(刘立，2010)。人类拥有适普语法，也拥有道德语法(Pinker，2008)，道德感属于人类天赋的一部分，道德初始化发生在于幼儿时期。当人心中的道德感的触发开关被打开，正义充满胸膛，对作恶者的惩罚动机增加。暴力的减少是世界上最道德、最重要的事情，是人类最高贵、最需要的社会道德。奴隶制的废除、西方某些国家死刑、肉刑的禁绝，限制了暴力的使用，人类对残暴的饥渴已经得到降低。
和平进化心理学理论思想大胆新奇，对人类和平未来充满乐观的希望，平克本人也华丽转身到进化心理学研究(蒋柯，2010)。和平进化心理学的进步作用与主要缺陷如下：
第一，德道进化观点具有积极进步之处。该理论从宏观的问题意识出发，通过科学的原理和大量的数据分析，成功记录了人类发展史上各种暴力和残忍总体下降的现象，阐释了通常在隐形于道德包裹之下的问题，验证了被世人高度怀疑的经验假设，挑战了人类对“历史”和“道德”的理解方式，证明了道德感具有历史发展性意义。道德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追求德行”，比如超越的境界、内心灵修的世界等彼岸式的追求，而是下移到“暴力减少”的标准上(钱永祥，2012)。从这个角度来看，和平进化心理学把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暴力呈现下降趋势”称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视为人类道德进化的有力论据，扩大了道德关怀的范围，对于我们重构道德观，具有积极启示意义(钱永祥，2014)。
第二，和平进化心理理论模型的方法论迄今遭受质疑。和平进化论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人类之所以具有道德认知、判断和选择能力，是人的生物个体性使然。这种结论隐含了一个理论前提：个体的道德意识、道德判断和道德规范原则实为先天预设，与社会经济发生并不发生必然联系，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理论强调单纯从人类生理角度找寻道德感产生根源，忽视社会实践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对道德感形成所起的作用，显然有失偏颇(刘邦春，冯永辉，2015)。另外，和平进化论重点论述了暴力造成的苦难在降低，而不是人类所有的苦难在降低。为此，研究者需要引起高度的警觉，要建立全面、科学的历史观与道德观，不能把该理论对人类和平未来有限的乐观扩散为全面地乐观，更不能对人类全部命运做出任何预言。
4总结
在和平心理学发展思潮下，以上三种理论在自身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既有区别之处，也有共通之处。对于和平心理的理解，它们有以下共通观点：
第一，回归心理学的和平价值。和平心理学研究扭转了心理学自成为一门科学以来，过分关注战争与暴力后心理问题进行修复(Keyes&Haidt，2003)的局面，关怀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大部分和平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研究“什么是好、什么是善”这个朴素而又重要的命题上，改变对“美好”、“邪恶”研究过分拘谨的局面(彼得森，侯波，2010)。由此看来，心理学研究恢复了自身“促进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与和平”的研究任务，恢复了心理学对于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体现“公众利益”科学的价值(Paul，1995)。
第二，挖掘个体的和平潜能。和平心理学重视和平人格形成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影响作用，注个体形成利他、友爱、创造、尊重、宽容等和平品质(Fry&Douglas，2007)，引导个体控制能力，培养人类形成和平化解冲突的能力。
第三，建立星球公民责任感。和平心理学以丰富人的和平体验为使命，注重个体和平意识转化，提倡用和平的方式减少偏见、仇恨、自私、工具性暴力、虐待等，使人内心更加平和，形成和平智慧，不再局限于地区利益和国家利益，而是在兼顾本国利益的同时考虑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以建设共同的和平星球为己任。
对于和平心理学自身研究表现出的局限性，需要进行全面辩证的深入思考和展望。
首先，克服现有人性观的片面性，树立全面的人性观。和平心理学研究发源于欧美，运用的是西方人性论，缺乏对实践性的关照。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实践是人之为人的初始本源(高清海，1997)。和平心理学需要指明社会现实中最根本的和平思想与实践任务，把活生生的和平心理实践作为关注对象，反思现代人和平生存境遇。
其次，克服过分强调积极和平的倾向，建立全面的和平心理学研究观。和平心理学在反对注重挖掘暴力心理根源、暴力人格形成等消极和平问题的过程中，不免过于强调如何发挥人的和平潜能，如何倡导积极和平价值观等积极和平因素，因此又陷入了过分强调积极和平的极端中。实际上，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均为人类幸福安宁的追求目标，和平心理学研究实践中，不可厚此薄彼。
第三，超越零和思维，深入学习“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内涵，推动我国和平心理学研究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精髓，主张超越民族、国家、文明等差异，强调人类整体性，是让全人类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向世界贡献出了中国东方大国的和平智慧(刘建飞，罗建波，孙东方，2018)。未来我国和平心理学研究需要思考如何打破思想藩篱，实现民族国家意识与全球意识辩证统一(宇文利，2018)，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照下的和平心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