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西南大学主办的“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于2009年9月7日至9日在重庆召开，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学者，以及来自台湾国史馆、中正大学、东华大学的专家共50余位与会。“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是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Vogel)、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天石、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山田辰雄共同发起，全球学者共同参与的国际共同研究项目，致力于共同研究20世纪的中日战争，曾分别于2002年在美国波士顿、2004年在美国夏威夷、2006年在日本箱根共举办过三次学术会议，先后讨论了“战时中国地区”，“战时军事战役”，“战时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等问题。这次会议围绕二战时期的国际关系，集中梳理战时国际关系脉络。会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重庆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傅高义教授和西南大学党委书记黄蓉生作了致辞，与会学者共举行了九场学术报告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最后作总结致辞。
报告中，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WilliamC.Kirby)讨论了1928～1944年中国与德国、苏联、美国的关系。他认为，自1928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中国第一次开始了具有现代国际意义的合作关系，但没有一种关系被证明是持久的。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受历史经验和政治原则的指导，但在现实执行中也是非常灵活的。日本成城大学教授田岛信雄超越长期以来讨论中日战争多用的“同盟国”和“轴心国”框架，设定了日德中苏四国关系框架，认为中国一直都对德国保留着几种外交上的选择，日本尽管走的是日德意苏四国合作路线，但对中国也不时有期待。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玛玛耶娃提出国共两党的合作情况对于国际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在以往的史料研究中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1943～1945年间，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政府坚持抗击日本侵略斗争的保障，维持国共统一战线不仅成为苏联外交工作的重点，也被放到了美国外交活动的首要地位。
日本菲莉斯女子学院大学教授石岛纪子对截止1940年发生世界形势大逆转时，围绕经过云南省的两条援华路线展开的东亚国际关系进行了回顾，认为法印路线的切断虽获得了成功，缅甸路线的切断却以失败告终。美国独立学者(IndependentScholar)陶涵(JayTayior)研究了蒋介石在中日战争期间的外交手段，认为蒋使用的是一只无力之手，但他极力把牌玩到最好的程度――知道何时该喊，何时该威胁，何时该“掩盖它们”，蒋介石和中国都显示出了极大的牺牲精神和从容的毅力。台湾国史馆协修吴淑风利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幕僚呈送给蒋介石的情报资讯分析，检讨此际幕僚人员如何观察、分析各国的动态，及其对处置日本的建言，包括对日本天皇制度存废问题的考虑、对东亚新秩序的因应，以及对受降的规划。
北京大学副教授臧运枯阐述了1935、1936年下半年，中日两国先在东京、后主要在南京进行的两次关于调整国家关系的外交谈判，这是中日两国在全面战争之前最大、最高级别的外交努力，双方在谈判中不断转换策略，最终各有所得。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土田哲夫认为中日战争中的宣战问题，是探讨这场战争的过程及性质、战时外交，以及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等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中国政府权衡利弊，对此采取了不宣战、避免陷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的方针。日本放送大学教授西村成雄主要通过分析《反攻半月刊》杂志发表的文章，展现了1941～1943年重庆政治空间中“收复东北”政治话语在促成国民意见统一中所起的作用，并认为这是在国内外诸多政治矛盾的危机中逐步展开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陶文钊探讨了中美特殊关系与美国关于战后国际格局的构想，认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格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新国际。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StateUniversity)教授刘晓原认为，“内政”与“外交”混为一体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是中国的一个“灰色地带”，可称为“民国”的中国只是在中华帝国的“藩属”或者内化，或者外化以后才成形的，这是二战期间美国对中国周边的战略思维导致的。陶森大学(TowsonUniversity)副教授费世文(StevenPhilips)经过研究发现，在抗战的最初四年间，已经十分明了的事实是华侨们并不像国民党所期望的那样团结，南京政府和后来的重庆政府并不是简单地主导了华侨和中国的互动，也参与到了有关忠诚度和获取支持的困难的竞争中。心怀不满的国民党人、日本人和汪精卫政权通过提升他们自己在东南亚的组织也加入到争取华侨的竞争中。
俄罗斯科学院副研究员索特尼科娃介绍了有关抗战时期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的史料，尤其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件汇编第五卷，涵盖了内容非常广阔和独一无二的历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从抗战时期“谋求接近”和“出兵”两个问题，探讨了蒋介石和斯大林交涉的实质，认为他们率领各自的人民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共同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认为，抗战期间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充满诸多戏剧性变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一直存在一种上下级的组织关系。在抗战爆发之前，它们之间的关系给中共带来的帮助，恐怕要远大于其产生的不利。但是，进入到抗战期间，因为中共生存的环境和自身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必定会促成两者的摩擦、冲突和改变。
台湾中正大学副教授杨维真讨论了抗战胜利前后(1945～1946)中法对于越南问题之交涉过程，究明越南问题的来龙去脉及中、法双方之立场，并析论中方内部意见不一对谈判交涉的影响。牛津大学教授米德(RanaMitter)分析了中日战争期间英国的外交及英国对中国政府态度的演变，认为这段时间虽然不长，却对英国至关重要，因为中国不失为一个英国在帝国时代和后帝国时代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缩影。中国的八年抗战改变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帝国对中国的看法。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教授戴安娜(DianaLary)认为，战时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绝非仅仅集中于外交领域，而是一种由战争引发并融合了以往中加诸方面关联的复杂整体，在战争危机发生之时，对于服务与奉献的极大需求，将所有加拿大人融为一个整体，颠覆了过去的种种界限。杨天石研究员探讨了战时蒋介石与尼赫鲁之间密切的关系，认为他们之间的频繁互动，体现了蒋介石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他为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做出的努力。
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VanDeYen)认为二战期间的海关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个倔强的畸形儿，它一方面与英国及其他西方帝国主义牵扯在一起，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利用它扩张统治。然而，它从来不只服务于一个特定的主人，而是一个非常强大，并经常独立的机构。日本孙文纪念馆馆长安井三吉追寻了诗人草野心平与其中国友人的交流轨迹，认为草野岭南五年、南京六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两次访华体验，形成了草野的多重中国认识。这种与中国有关的日本知识、文化人的中国认识的形成过程，具有个性，也揭示了某些共性。斯坦福大学客座研究员谢幼田试图从美国外交界左翼人士的活动中，寻找出其与中国政局的关联。他认为抗战后期左翼人士不仅占据对华政策的上层，还在下层有非常有力的执行者，这给中国政局在军事、财经、政治等各方面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并影响到内战最终的结局。
日本和歌山大学教授副岛昭一报告了二战前中国关内的海外神社，认为其不同于台湾、朝鲜等地的海外神社之处在于，其基本上是以日本侨民为氏子、针对日本人的神社，这是因为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以及占领地统治的不稳定使得皇民化政策在中国关内无法实施。日本中部大学教授山本有造总结了1942年初夏日本梦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时，所谓的“向南膨胀的日本帝国”形成的三个阶段：“正式帝国”的形成(1895～1932年)、“非正式帝国”的扩大(1932～1942年)、“大东亚共荣圈”的兴亡(1942～1945年)。日本关西院大学常勤讲师王雪萍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阶段，历史课教育带给初中生的抗日战争的形象的变化。她认为在半个世纪中抗日战争的形象经历了六个阶段的变化，但保持了不变的战争观，即以“正义”与“非正义”来区分战争。西南大学教授潘洵讨论了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为中国树立了“愈炸愈奋”的国际形象；制约了日本扩大侵略的既定军事战略；促进了美、英远东战略的调整，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英援华制日、美国参战和远东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探讨了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制造假钞的始末，认为制造假钞是日本摧毁中国对抗政策的策略。这些假钞给战时的中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而假钞又是通过日本的秘密机构与中国黑社会组织协力推广开来的。台湾东华大学教授吴翎君认为1939～1941年间，美国在华企业面临日本强大的经济垄断，而美国对华政策无法满足其在华大企业的实际商业利益，从大来公司的关闭，与英美烟公司的同日方合作，可以看出战争时期美国企业在华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雨青鉴于学界疏于研究中美英平准基金的实际运作情形，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美英平准基金的运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平准基金的工作、平准基金运作中三方的矛盾及平准基金运作的效果和影响作了系统的考察。韦伯洲立大学(WeberStateuniversity)教授刘易斯(GregLewis)观察到1940年后。日本的封锁导致双向贸易活动都大大减少，但环球进出口公司早期的成功激励了中美双方转向稳定货币的进一步合作，然而这没能改善中国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反而恶化了双边关系。中美分歧并影响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