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的大学本科是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63级，1968年12月毕业后分配到50军150师炮团学生连当了一年半兵，然后重新分配在大凉山喜德县任区、县秘书五年半；1975年10月照顾夫妻关系，调到渡口市（今攀枝花市）矿山职工医院宣教科工作。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使我国进入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1977年冬季，停止11年之久的高考终于恢复，1978年秋，又恢复了研究生招生。
1979年9月，我考上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系主任徐中舒教授学习先秦史。严寒的冬季过去了，科学的春天来了，我又回到母校，心情十分激动，怀着一股要把耽误的十年追回来的劲头，每天天不见亮就起来读外语，白天除了上课就是跑图书馆。那时百废待兴，好多书都买不到，复印机还未出现，于是就借书来手抄，抄《诗经》，抄《尚书》，抄《说文》，抄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抄徐中舒先生的著作，至今我还保留着若干本手抄的经典著作。
两年的研究生生活很快就结束了。1981年12月，我研究生毕业，留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教先秦史。1982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的工作是和徐先生的孙子徐亮工一起为徐先生做讲课记录：先用录音机把先生讲课内容录下来，下课再整理录音记录稿，然后送先生修改。现在这份讲义已经面世，它就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的名师讲义《徐中舒先秦史讲义》中1982年的讲义。这本书收的另一份1957年讲义是谢忠梁先生记录的。
1983年，我开始为历史系83级的同学上先秦史。我先利用暑假写了厚厚一摞讲稿，呈送教研室主任罗世烈老师审阅，然后在教研室试讲，最后上课堂对学生开讲。从此，我就一年接一年地为新生上中国古代史先秦史这门课，登上讲坛执教鞭，传道授业，心情十分愉快。80年代是学术思想十分活跃的年代，国门刚刚打开，各种学说、各种流派潮水般涌进来，五光十色，应接不暇。国内，1978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被取消的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1978年夏天，由钟敬文教授起草，联合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摇⒀畛芍尽⒙拗缕降热耍�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随后发表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得到有关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全国广大民俗学工作者的积极响应。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成立。我的心动了，一种追新、求新的念头在我心中萌芽。我看见钟敬文先生起草的“倡议书”中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的三弟）都是历史学家，又是民俗学家。我想在搞先秦史的同时，拓宽领域，搞一点民俗学。
1984年底，著名考古学家、科幻小说作家童恩正先生被任命为刚从历史系独立出来的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我在1963年大学刚进校时，读过他的科幻小说《古峡迷雾》，对他那种主攻一科兼搞别样的作法甚为欣赏；1965年在双流县三星公社参加“四清”运动，又和他在一起，搞得很熟。童恩正就任博物馆馆长后，即邀请我去助他一臂之力。我爽快地答应了，申请到博物馆做文物研究工作，同时仍兼历史系先秦史的教学。刚到博物馆，童恩正要我确定一个研究方向。当时，童恩正和他的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西南民族考古，我想另辟蹊径搞民俗学。民俗学和考古学在国外同属文化人类学（即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全馆研究方向一致。同时，我的导师徐中舒先生一生治学主张多重证据法。他在研究古史时往往将历史文献记载与甲骨、金文以及考古学材料加以印证，并进一步联系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的资料进行比较，尤其注意从二十四史的《四夷传》中撷取边裔民族史料，以阐发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徐先生在研究工作中，直接论述民俗的论文也不少，如《六朝恋歌》《跋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结绳遗俗考》等。因此，我扩大研究领域，从先秦史涉足民俗学，在学术上也不算背叛师门。民俗学研究方向定下来了，从哪里着手呢？1984年底一天，我在清点博物馆库房文物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四口扑满灰尘、密布蛛网的大漆皮木箱子，打开一看，露出层层叠叠、五彩斑斓的清代牛皮影偶。这些影偶大约属于四个影戏班，其中有“春乐图”影戏班的全套皮影，时代从清代咸、同年间到民国，各类皮影齐全；还有成套的雕刻皮影工具和大量手抄皮影�虺�本。我的眼睛顿时一亮，好，就从这里打开缺口进入民俗学研究园地！影偶，就是演皮影戏时演员操纵的牛皮雕刻的偶人及场景杂件。儿时，我随父亲逛成都北门城隍庙，在一个篾席篷里看过灯影戏，还记得戏名《孙悟空偷人参果》。这是一种集工艺、美术、戏剧、音乐为一体的传统民俗艺术。决定了研究方向后，我便拟订了三项研究步骤：首先拜师学艺，其次钩稽文献资料，最后田野调查。
我先到春熙北段成都皮影木偶剧团找到老团长沈慕垠。交谈之中，他把有60年演皮影、川剧经验的老艺人陈继虞先生（1911―1994）推荐给我。当时陈先生家住九眼桥附近的黄伞巷。我把他接到博物馆，恭恭敬敬拜他为师，请他教我认皮影、鉴定皮影、欣赏皮影、操纵表演皮影。他每天来博物馆，帮我们整理馆藏清代皮影。他一件一件地讲解，我边听边做记录、作卡片……前后搞了差不多两个月，才把四箱影偶登记完。其时为1985年底至1986年3月这段时间。
在向陈师傅学皮影戏的同时，我日以继夜查找文献资料，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版的书籍、论文目录查起，想把能找到的有关影戏的论著找来认真阅读。不查不知道，一查才知道中国历来不把皮影戏看做学问，高雅的知识分子瞧不起它，不屑于记录；民间影戏艺人多数目不识丁，他们的技艺靠师傅带徒弟，口头传承，几乎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中国近代学者有意识地研究民间文化，孕育发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批新文化的先知先觉者，把眼光投向社会底层劳苦大众创造、欣赏和享用的民间文艺，掀起了一场新的学术运动。这个新学术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其大本营就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其内容以采集、整理、研究民间歌谣肇其端，逐渐扩展到故事、谚语和民间戏曲唱本。其活动开始于1918年，结束于1925年，复活于1936年。近代中国学者对传统影戏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波约始于1925年前后，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来，大概以佟晶心先生的研究为最早。在佟晶心1925年完稿、1926年8月出版的《新旧戏曲之研究》一书中，第四章第一节题为《中国影戏》。该节内容包括：（一）中国影剧的由来；（二）影戏的表演法；（三）中国影戏的改造。文字很简单，观点也有可商之处，文章框架却是空前完整，对影戏的赞美之情也异常热烈。以后，陆续有顾颉刚、吴晓铃、齐如山、孙楷第、周贻白、董每戡、李家瑞诸前辈大家关于影戏的论著问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至1985年我开始搞影戏研究时止，中国大陆只出版了两本论述皮影戏的书，一本是关俊哲著《北京皮影戏》（北京出版社1959年），另一本是虞哲光编著《皮影戏艺术》（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我如饥似渴地研读这些凡是能找到的前人著述，学习关于影戏的基本知识。然后，我便利用自己搞文史研究、博物考古，熟悉古代文献的学科优势，在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和历代地方志文献宝库中，披沙拣金，钩沉索隐，查找点点滴滴原始资料。这个工作非常艰苦，也是对一个研究者耐心和毅力的考验。“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颇有收获。直至2014年7月为止，我所搜集的影戏原始文献资料已达8万字，搜集的木偶戏原始文献资料已达7万字，分别编成《中国影戏史料录》和《中国傀儡戏资料汇编》两本资料书，置于案头备查。这个工作尚未结束，还在不断深入进行。我估计，初步告一个段落时，两本资料集总字书可达20万字左右。“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毕竟比较肤浅，要透彻地认识事物还必须亲自实践。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之主旨一在客观地处理实在的问题，二在扩张研究的材料，三在扩张研究的工具。他说：“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民俗学的基本方法是田野调查法。影戏自来是农民的艺术；要获取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材料，还得深入民间，向农民皮影班的师傅求教。我先从本市、本省开始作拉网式的搜索，对至今尚较多保存影戏的川北农村作地毯式的调查。然后，便开始全国调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国家文化部艺术局的孙华同志。在她的帮助下，1987年9月24日至28日我参加了由文化部艺术局和唐山市文化局联合主办的“全国部分省、市皮影戏唐山邀请赛”。在此次会上我见到了文化部副部长吴雪、全国剧协常务副主席刘厚生等戏剧界的名人、领导，也见到了关俊哲、虞哲光两位研究皮影戏的专家，更结识了各省皮影剧团的大批艺人，为我之后的全国皮影调查寻到了有用的线索，找到了方向。
田野调查需要经费。为了争取经费，1986年1月23日，我以“中国影戏研究”为题，申报四川大学文科民俗学重点科研项目。紧接着，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中国影戏研究”又上报北京，申请国家教委首届青年科研基金资助的民俗学项目。1987年10月16日，我作为全国中选的57个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之一，到北京参加“国家教委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基金首批项目论证会”。我被分在社会学组答辩，接受以著名社会学家袁方为首的专家组面对面的评审，最后专家通过了我的“中国影戏研究”项目，决定给予第二等8，000元科研基金资助（第一等10，000元）。10月18日，我有幸在国家教委礼堂聆听了费孝通、吴敬琏、厉以宁三位大学者的报告。特别是费老的报告，对我的影戏研究更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他教导我们：走出书斋，接触实际。
有了项目，有了经费，我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影戏。从1987年开始至1992年五年时间，我主要在河北、陕西、山西、甘肃、青海等省传统皮影戏遗存较为集中的地区反复调查，访问民间老艺人，看影戏演出，搜集了丰富的口碑、文献和实物资料。2000年以后，调查范围又扩展到河南、云南、湖南及江南有关省份。
我到博物馆首先的任务是布展。在馆长童恩正领导下，我们打破习惯的通史陈列法，由我负责构思、撰写解说词，亲自挑选文物，摆放展品，搞了全国第一个民俗学展厅。为什么不叫“民俗”展厅，而叫“民俗学”展厅？民俗，古已有之，而民俗学是1846年首先在英国兴起的。我们要从民俗学科的角度来布展，展厅陈列的文物要体现民俗学的研究价值，给观众灌输民俗学的新知。我们采取实景式的展出法，在民俗学展厅布置了传统的四合院，院子中有一个可以供演出的皮影戏台和以展示清代花轿为主的婚俗场景，院子四周分类展出馆藏民俗文物。1986年，四川大学博物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布展法，在80年代属于首创，大家觉得很新鲜。国家文物局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开了全国现场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是怎样开展民俗文物工作的》的发言。1987年，我在四川大学首次开设民俗学公共选修课，并尝试一系列新的教学法，如将民间老艺人请上讲台，废除试卷，让同学们假期回乡采风，抢救民俗学资料等。这使我讲的民俗学课大受同学欢迎。1988年7月1日，《四川日报》刊出《江玉祥：让民俗学焕发青春》的通讯，报道了我的科研教学动态。1988年，我在《民间文学论坛》《四川大学学报》和《社会科学研究》上连续发表《中国影戏探源》《宋代影戏论述》《试论明代影戏及相关问题》三篇各万字以上的影戏学术论文。顿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都来约稿，索要我正在撰写的《中国影戏与民俗》的书稿。1991年3月，我将先期完稿的有关中国影戏史部分，约25万字，交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邱焰美女士。当时社长关源博立即拍板发排。这就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的《中国影戏》一书。本书荣获四川省第六次（1992―1993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91年9月，《中国影戏与民俗》全书完稿。全书37万字，封面为川大历史系著名教授缪钺先生亲笔题签（后来缪先生的题签被华侨出版公司弄丢了）。这本书经过几多曲折，搁置了八年之后，于1999年4月由台北淑馨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影戏与民俗》一书，在境外反应很好。现任台湾大学名誉教授、中研院文哲所咨询委员、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曾永义先生撰文评介说：“对于偶戏的研究，似乎没有说唱和戏曲那样受到重视，但前辈时贤措意及此的，也不乏其人。其较重要者如孙楷第《傀儡戏考原》、周贻白《中国戏剧与傀儡戏影戏》、董每戡《说傀儡》、顾颉刚《中��影戏略史及其现况》、丁言昭《中国木偶史》、廖奔《傀儡戏略史》、江玉祥《中国影戏》和《中国影戏和民俗》、江武昌《布袋戏简史》和《台湾的傀儡戏》、邱一峰《台湾皮影戏》等，其中尤以江玉祥《中国影戏与民俗》一书最为精审。”2015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影戏与民俗》的修订本，不但修订了内容，而且更换了图版，成了该书比较完整的流行本。
1997年10月，应德国慕尼黑博物馆之邀，我首次赴德出席慕尼黑博物馆馆藏四川皮影展览开幕式暨奈西蒙博士和江玉祥合著《成都灯影戏》一书德文版的首发式。在访德期间，我应邀在著名的哥廷根大学民俗音乐系研究生的研讨班（seminar）上讲中国皮影戏，反应较好，接着又在汉堡德中友协等地作关于中国影戏的学术报告。从此，我的皮影戏研究便从个人埋头苦干，走向国际，融入了同国际学者共同交流，相互切磋的更大学术背景之中。
现在，我的中国影戏研究仍然在深入进行。在“中国影戏与文化名人”的总题目下，我又发表了20来篇介绍中国影戏研究史和国外专家学者研究中国影戏成果的文章。与此同时，我的下一部新书《中国南方影戏与东南亚影戏比较研究》正在撰写之中。
从影戏研究扩大到木偶戏研究，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木偶戏方面，我已发表了《浅谈被单戏》《水傀儡戏重考》《中国木偶戏论稿（之一，之二）》《四川木偶戏》等多篇文章，最终目标是汇集成一部中国木偶戏史。
总的来说，我从中国影戏入手的民俗学研究，现在已经逐步扩至民俗学的各个领域，几乎在每个领域，比如年画、剪纸、龙灯狮灯、风筝、雕塑、民间绘画、说唱艺术、饮食文化、岁时节俗、民间信仰等方面，我都发表了论文。在我已经发表的180篇文章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民俗学的文章，另外三分之一是我的老本行历史学的文章。
2001年我开始带研究生，第一个研究生是韩国学生。他想学中国饮食文化，为此我专门编写了《中国饮食文化》讲义。2002年川大文新学院聘我去建立民俗学硕士学科点，于是我又从博物馆调到文新学院。我为民俗学硕士学科点设计了五门课程：《民俗学概论》《中国民间艺术》《民俗学经典理论著作导读》《中国饮食文化》《田野调查理论与实践》。《民俗学概论》《中国民间艺术》是我从1987年以来在历史系历史专业、考古专业，商学院和全校公选课讲过多轮的保留课程。《中国饮食文化》，已经给韩国研究生讲了一年，继续给新研究生开设这门课程。《民俗学经典理论著作导读》《田野调查理论与实践》是新备课程。后来我把《民俗学概论》《田野调查理论与实践》让给学科点上的其他老师去担任，我自己专讲《中国民间艺术》《民俗学经典理论著作导读》《中国饮食文化》三门课程。同时，根据学校安排，我在全校又开了一门《中国文化概论》的选修课，这四门课程一直讲到我退休为止。《民俗学概论》《中国民间艺术》《民俗学经典理论著作导读》《中国饮食文化》《中国文化概论》这五门课程，每门课我都积累了数十万字讲稿。目前，已经整理完毕，准备出版的讲义或专著有《中国民间艺术》30万字，《中国饮食文化》20万字。正在校稿待出版的《中国传统岁时节俗》也有12万字（加上图，印出来可能有20多万字），这是我和学生牛会娟、张茜合著的专著。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连民俗学这个学科都不能恢复，又哪来我搞民俗学这回事呢，更不要奢望有点成果了！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