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研究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其传导与耦合效应。方法：在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风险传导与耦合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耦合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对事件耦合效应进行测度。结果：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内外因素之间具有高度耦合关系，能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结论：应预判风险之间的关联属性，降低“强耦合”风险因子之间的耦合程度，从源头上阻断或削弱“强耦合”风险产生的条件，建立基于信任的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机制，有助于预防与控制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
关键词：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传导；耦合效应
在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食品安全话题具有“热度高、传播快、辨识难、易发酵”的特征，由此引发的负面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某个企业、某个群体，而是整个社会[1-3]。因此，探索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发展规律，揭示其风险产生、传导、耦合等深层次原因，对促进我国食品安全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1概念界定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原因复杂，其不仅危害人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性后果，即事件发展在社会领域里的逻辑延展，即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冲击[4-5]。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高度复杂性的根本原因是其内部风险因素与外部事件都高度相关。事件演变过程中，内在与外在风险因素及其不同子因子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风险集及其子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这种关联即风险的传导与耦合。从事件发生发展的生命周期来看，事件风险传导经历了四个阶段，从风险积累到风险爆发，再到风险蔓延与扩散，最后直至风险平息。在风险积累阶段，蕴含于初始时刻的风险通过有形物质或无形效应传输，引发连锁反应，风险因子会依托一定载体沿着特定路径进行动态传导，因子集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下交互传导，相互叠加，最终引致事件的爆发。风险传导的载体体现了不同属性风险因子间的关联性，正因为客观存在着的各种关联性才产生了风险传导耦合效应。
2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产生的原因
从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的源起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事件不仅造成生产经营企业重大经济损失还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与食品安全环境；另一类则是由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或是社会常态事件所导致，即是其他类型的社会事件被放大、扭曲后，逐渐演变成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最终对经济与社会正常秩序造成损害。由于大多数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因食品事故而起，故本文著重论述事件风险起源为食品事故的情况，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诱因为其他类型社会事件的情况将另行研究与论述。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是外部环境和食品事故的非预期变化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干扰或冲击的具体表现。食品事故如果只限于“单源性事件”[6]，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往往是有限的，但当与其他风险因素发生交互作用时，其可能致使事件发展偏离原来的轨道，给社会秩序造成难以预估的危害。
从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内部风险因素看，食品事故的成因非常复杂，从源头看，涉及环境资源、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与储运以及新原料、新工艺等风险表征；从过程控制看，主要涉及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食用等整个过程，其中的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从深层次原因看，主要有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如果从食品企业的角度来看，在产品设计、物料采购、生产制作、包装运输及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问题也会导致食品质量安全风险[7]。从整体上看，现代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成因可简单分为两大类[8]，一类可称为“无知”，另一类称为“无良”；前者是因新的食品技术与工艺而产生的不确定性风险，这类风险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很难避免；后者是行为人因利益驱动，在食品生产制造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违背诚信道德的行为，而这类因素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可以改善与避免的。
从外部风险因素看，社会、心理、传播、文化等因素会增强公众的风险感知及风险行为，社会大众的行动反应可能导致食品事故超出原有影响范围，继而产生次生衍生危害，引发更大的社会风险。尤其在以“推送”与“互动”为特征的新媒体环境下，每一次的食品事故必然成为被追踪的热点或敏感事件，食品事故的风险信号进入社会这个大系统，引发社会大众的情感共鸣，进而影响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识、态度和行为，在社会层面引发风险放大的“涟漪效应”[9]，其影响很长时间都难以消除，这种涟漪展现了食品事故风险社会放大的内在过程和相互关联。
3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传导与耦合效应
虽然食品安全风险常常产生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但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嵌入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动态环境中[10]，一旦发生食品事故，其负面影响的范围远超出企业本身。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的累积与传导分成内外两个渠道，食品事故被引发后，就会借助特定的传导载体，经由事故内部体系和外界社会公众两条传导路径，使得风险在相关食品行业和社会体系中蔓延，给食品行业甚至整个社会造成系统损失。
3.1内部风险传导
复杂的食品产业链使得食品企业嵌入在紧密的市场、社会和商业网络关系之中，并与多个业务单元发生功能与利益关联[11]。食品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业务关联会导致风险具有流动性与可传导性。每个食品企业都是市场中微观主体，也是风险存在和释放的主体，作为风险发出者，食品企业发出的风险可能是一种，也可能同时发出多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会依附功能节点进行传导，而且还会与不同性质的风险流发生不同的匹配关系，引发各种风险流的相互交汇，且产生不同的耦合结果[12]。食品企业分工协作的专业化越强，企业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与依存度就越高，风险就越容易传导。
大流通背景下，食品安全事故往往出现“放大效应”，一事一地的现象已不多见。供应链下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逐级传递的扩散性特点。食品供应链由食品生产者到消费者各环节的经济利益主体组成，是一种由不同环节和组织载体构成的网链式结构，当某个环节的风险超过传导阈值时，依托原料、资金、信息等传导载体，经由食品供需链传导路径，以原有的风险属性或是耦合突变后的新风险，层层扩散，相互叠加和反馈，蔓延到食品链下游的相关环节及其业务流程中去[13]，给整个链条上的利益主体造成巨大损失。
3.2外部风险传导
媒体披露是影响公众食品风险认知的关键因素[14]。食品事故成为一个风险信号，通过无处不在的新媒体传播到公众认知里，引发公众认识和情感的不信任，最终会通过公众的情绪与行为表现出来。一方面，大众媒体对食品安全负面信息有着强烈的追逐热情，尤其是新媒体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传输互通、同步互动、集合群聚的功能，密集的报道和不计其数的负面信息会促使舆论场的形成，激发更广泛人群的参与，从而推动事件发展和信息更大范围的扩散。另一方面，事件的蔓延、发酵将迫使政府出面进行干预，政府会通过官方媒体将权威信息传播给公众，以期引导事件发展方向。因此，政府和媒体在风险信息向公众流动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食品事故信息经过政府和媒体的控制与筛选，进行多次的信息加工、建构、交流以及信息博弈之后，传递到社会公众之中。
3.3风险的耦合
基于以上分析，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多重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风险因子间存在着耦合现象，“微小的扰动将触发整个系统的连锁反应，带来危害性后果[15]”。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内外风险因素的非线性耦合将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内在风险因素即为作用于食品事故内部的各子因子，是致使事件本体产生的风险因素集合；外在风险因素是内在因素所依存的宏观环境，包括社会观念、文化道德等，主要通过社会公众的心理与行为发挥作用。内在因素在微观上导致了事件发生，外在因素孕育并推动了事件发展，外因对内因起到助推作用。内外因素之间形成耦合风险，并在风险链条上相互作用，进而产生不可控制性而改变食品事故原有的程度和性质，以至于超出社会容忍度，必将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甚至产生不可预估的后果。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是内外风险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动力学演化过程，其耦合效应见附图。
4案例分析
4.1康师傅馊水油事件概述
2014年9月4日，中国台湾刑事局侦破一起回收的“馊水油”（即地沟油）伪制成食用油案。中国台湾著名食品生产企业强冠公司使用地沟油生产“全统香猪油”等产品，再卖给中国台湾及港澳地区上千家食品制造企业（包含相当数量的上市食品生产企业和知名老字号食企）当原料油使用。此次事件共波及1200多家企业的200多项产品，其中，诸如味全、85度C、康师傅等众多知名企业均卷入此次风波，最终，两岸三地都有发现问题产品。事件发生后，中國台湾民众发动抵制行动，顶新（即康师傅）集团及关联企业多名高层陆续被判刑。然而时隔不到1年，“馊水油”事件再起波澜。2015年8月，一条台湾女导游称康师傅用馊水油并呼吁内地游客抵制该产品的视频在微博和朋友圈疯传，该导游称“康师傅在内地使用的馊水油数量是中国台湾的56倍”。这段不到3分钟的视频得到了海量转发，事件热度急剧上升并迅速发酵。“中国台湾导游呼吁抵制康师傅，康师傅提请司法介入调查”事件一时成为食品行业舆情热度最高的问题。之后经各地媒体的调查采访，证实监管部门在抽检中未发现康师傅产品存在问题，该事件的舆情热度才有所衰退。此次事件在短短2天内，网上影响人数超过300万，康师傅市值损失超过30亿港元。
4.2事件风险传导与耦合
康师傅馊水油事件起源于中国台湾岛内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国台湾地沟油事件爆发后，与强冠公司有业务关系的企业均受到严重影响，其供应链上所有的企业都被波及，全中国台湾知名企业几乎全部沦陷，“康师傅”所属的顶新集团也赫然在列。从传导载体与路径来看，主要依托物料、信息等风险载体，问题产品承载着风险经由供需链路径进行传导，传导到地沟油的供应商、油品采购商、食品生产商与销售商以及消费者各个节点。合作结点在网络中的地位是风险传导的关键因素之一，强冠是中国台湾较大的食用油企业，具有特殊的市场地位与强大的品牌影响力，而顶新集团无论在中国台湾还是大陆，其都是一家影响力巨大的公司，这些知名的大企业不仅没有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反而成为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表率，这必然引起外部信息及其传播，使得风险信息更容易在社会公众中大规模传播与扩散。
此次事件重创中国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信心，顶新集团也在短短几天内陷入公众舆论危机，并引发了中国台湾民众对其产品的抵制行动，传播甚广的抵制运动令风险大增，事件犹如滚雪球，其影响逐渐蔓延到大陆。在内地的食品安全信心本就十分脆弱的社会背景下，任何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都会立即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并迅速吸引舆论关注，当这种常态化风险由特殊风险事件引发时，就会产生危机的信息流，信息在社会互动中流动和冲击的过程也就是事件风险传导的过程。在舆论“去中心”化的新媒体传播环境下，每时每刻都会有不同人群对这段视频信息进行评价与判断，形成的风险感知与行为反应感染率高，即使是一段没有任何信息佐证的视频也能掀起能量巨大的冲击波。公众在对康师傅表达强烈的愤怒与抵触情绪同时，质疑政府部门的失职，让事件的发展进入更为复杂的程度，加深了民众对食品安全及政府监管的不信任感，为食品安全环境再次蒙上阴影。
4.3耦合效应测度
依据功效函数，假设变量（i=1，2，……）是影响因素对事件的影响力，在本研究中，与分别表示内在风险因素与外在风险因素的影响力。式（1）中为变量对其所属系统功效贡献大小。
uij（Xij-Bij）/（Aij-Bij），uij具有正功效
（Aij-Xij）/（Aij-Bij），uij具有负功效（1）
uij（i=1，2）表示内（外）风险因素中第j个子因素，Xij（j=1，2，……）则是该子因素的影响力值。uij∈（0，1），其越趋向于1，即表明该子因素对事件影响力越大。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通过专家打分，对内外风险因素各个子因素的影响力值予以量化。所有专家打分的均值为子因素影响力值。Aij、Bij为专家打分中得分最高数值与最低数值。这里采用线性加权法来分别测度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对整个事件的综合贡献，即总影响，如式（2）所示：
ui=∑mj=1λijuij，（i=1，2；j=1，2，…，m），∑mj=1λij=1，（i=1，2；j=1，2，…，m）（2）
ui與λij分别为内外风险因素的影响力及其各个子因素的权重。
多个系统或要素间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16]，即：
C={（u1·u2……un）/∏（ui+uj）}1/n（3）
式（3）中，C表示耦合度（i，j1，2，…，n且i≠j）；u1·u2……un分别表示各子系统综合水平评价值，n为系统的个数。本研究中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内外风险因素耦合模型：
C=u1×u2u1+u2（4）
C值介于[0，1]之间，表示内外因素的耦合度。由于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内外风险因素及其子因素之间具有动态和不平衡的特性，为更好反映系统之间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故引入耦合协调模型。
D=C×（au1+bu2）（5）
式（5）中，D为在不平衡状态下内外风险因素的耦合协调程度为耦合协调度（0≤D≤1）；（au1+bu2）表示内外风险因素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协同效应，a与b为内外风险因素影响力权重。基于其他学者的划分标准[17-18]，将耦合协调性等级及其划分标准与含义列于表1。
首先，在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进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相关领域10位专家进行调研，5分与1分为最高分和最低分，子因素值为10位专家打分的平均数，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因素的权重。然后，依次代入功效函数、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函数公式，求出各相关数值（表2）。
如表3所示，康师傅馊水油事件中，D=0.546，表明内部风险因素与外部风险因素之间具有高度耦合关系（0.5
5结论与启示
应综合考虑该类事件风险传导及其耦合的危害程度，全面分析与辨识事件风险影响因素，建立风险影响因素集，预判风险之间的关联属性，降低“强耦合”风险因子之间的耦合程度，从源头上阻断或削弱“强耦合”风险产生的条件。保障食品安全要由经济性监管向社会性监管转变[19]。只有政府、企业、公众、媒体等主体联动，积极有效地防范和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才能最大程度地减轻其对社会公众以及整个经济与政治的负面影响。康师傅馊水油事件反映出我国在食品安全信息发布与管理上尚处于短板状态，民众获取食品安全信息渠道不畅。应积极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等信息耦合通道，加强政府、专家、协会、企业、消费者、媒体等各利益方的互动与交流。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理论目标要能转化为有效聚合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各方力量的制度实践，这需要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而非多种力量的叠加[20]。
从社会心理上看，大众承受力有限，专业媒介平台应该重视对信息的整合，真正担负起对公众鉴别信息的引领责任，重塑公众食品安全信心。政府需要从消除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焦虑情绪入手，及时与公众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重视对典型案例的报道，实现信息量与质的平衡，帮助公众提升辨识能力，为公众提供合理应对食品安全风险与危机的建议，提高民众的社会信任，强化交流预警的专业性、敏感性和常态性，避免公众过度的风险应对行为。建立基于信任的食品安全风险沟通机制有助于降低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