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以来在欧洲历史学领域有两次重大的飞越。第一次"飞越"为 19 世纪初期以兰克为主要代表的古典历史主义的诞生，它标志着历史学正式成为一门科学，因此兰克被誉为"历史科学之父".兰克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学家应对史料进行全面的、批判的考订； 第二： 预先设定严格禁止一切价值判断，即客观的记叙反映历史发展事实，避免主观意识影响。虽然兰克对历史学向专业化、学术化方向发展功不可没，但由于其受时代限制和个人认识的局限，兰克学派强调政治首要性、重视官方文件，于是政治史和外交史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史学形态开始长期左右历史学这门专业。到了 19、20 世纪之交，许多欧洲的历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批判兰克范式，并呼吁一种能够包含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历史学。
因此，历史学领域又开始了第二次"飞越",即对"兰克模式"的批判与超越。这样一种历史学就必定要摆脱前者不足，把焦点聚在事件或伟人存在于其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民主化、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科技革命、第三世界的觉醒等因素也在召唤着一种能从事说明更加广泛的各色人等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各种条件的历史学。于是，美国的"新史学"派、法国的年鉴学派以及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进行解读与诠释，历史学开始了多元化进程。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彼特·伯克的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即在分析过程中，将两种相互对立但又相互补充的研究取径结合起来： 一种是内部研究法，即着眼于在本学科范围内来解决一系列问题； 一种是外部研究法，亦即把历史学家的实践跟他们生活的时代联系在一起。
一、历史研究主体的多元化： 经济史、社会史崛起
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年鉴学派的成立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局势息息相关。1914 年 ~ 1918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造成了重大损失。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减弱，开始将目光转向经济建设。战后重建，经济上的成功或失败越来越成为评判政治家的标准。1929 年 1 月《经济与社会年鉴》应运而生。然而，令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没有预料到的是，1929年 10 月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从一开始就为《年鉴》杂志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经济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重点，因此经济史也就顺利成章进入历史学家的视线，成为历史学研究主体。此外，战后欧洲的衰弱，以日本、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势力崛起，预示着历史学家的目光开始超越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史学论说开始重视多种文明命运的发展。
除了有利的社会氛围，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在人文科学内部为新的历史科学建设所做的努力也不可忽视。两位创始人的价值取向和研究兴趣对年鉴学派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年鉴》杂志创立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政治的倾向。他们尝试以经济和社会为中心，抛弃了以往他们视为多余的政治领域。[3]13由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一直是人类中心论的拥护者，他们认为人类史历史学家关注的唯一对象，是他们研究的意义所在。[3]83他们所希望创造的历史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总体历史。因而从创立初，年鉴学派就表现出对其他社会学科的开放性，并积极吸收借鉴其他研究方法。例如： 新兴的社会学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它否定了古老史学成为一种实证知识方式的能力，敦促历史学家从注重个体转向重视常态现象和稳定关系，并从中发现规律和因果关系。[3]18在与社会学争夺人文科学知识领域权控制权的竞赛中，历史学吸收了社会学的视野和规律研究。另外，年鉴学派从地理学中吸收了描述和观察的特点。为研究景观和常态的史学家开辟了新领域，使史学专家们从档案和史料中摆脱出来，走向了自由的天地。[3]21这无疑是对过去实证主义史学的一次重大反叛与重大创新。最后，两位创始人吸收了亨利·贝尔提倡创建一门综合史学和全面史学的合一主义，从而把各种社会学科都争取过来，统一在新史学的旗下。值得一提的是，吕西安·费弗尔打破学科藩篱，以历史学统一社会科学，努力解决当前的问题。[3]38
从此，年鉴杂志不再如他战后设想的那样仅重视经济，也开始重视社会和社会学研究了。至此，历史研究克服了过去仅以单一的政治、外交为对象的研究，研究主体和研究方法也开始走向多元化。
除了吸收、借鉴各学科领域研究方法，扩大历史学研究领域外，年鉴学派为了树立威望，对过去的唯历史史学展开了激烈的攻击。他们和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心理学家联合起来，攻击、排斥历史主义，批评唯历史史学研究仅限于政治方面。此外，还指责其仅仅是对事件的抄录，历史学应对资料档案进行建造以适应研究。因此，年鉴学派的另一创新就是建立了问题史学。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认为，历史学家们不应仅仅满足于根据史料进行写作，还应该对史料提出问题，把史料纳入一个总问题。[3]64于是，问题史学诞生了，这标志着年鉴学派转变了被动的史学理论。自此，过去与当前成功结合起来，历史学不仅研究过去，当代社会也成为其研究领域。[3]55主要观点为： 过去与当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当前出发向过去提问有助于研究过去。于是，历史学家被赋予了主动性，超越了过去历史即研究过去的思路。
二、历史时间的多元化： 长时段与结构主义
二战后，唯历史史学也消失在了战争的废墟中。战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 美苏操纵世界，西欧衰落，战争的可怕与野蛮触目惊心。经济全球化使历史学家感到，应当用新的分析方法来把握目前的演变。[3]90为了应对新的挑战，1946 年起，《年鉴》杂志改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历史"一词的消失表明它想进一步融入其他社会科学，实现各学科的相互贯通，被隐藏的历史学家无疑在这场科学融合中起主导、支配作用。
此时，研究重点开始从危机现象转向了经济增长和生产力高涨。此时的研究把目光集中到了现代，即 16 ~18 世纪，而将当代和古代社会置之度外。因为古代社会不适合用计量和系列统计方法研究长时段。[3]91在史料的创新方面表现在年鉴学派的整个一代史学家都扑向了食品市场价格表和教区登记薄，并着手计算数据，勾画曲线和归纳系列。在 20世纪 50 年代年鉴学派的论说中，人口系列和价格系列成为一种信条。此时的历史学是人口学、经济图表和社会关系分析的混合物。《年鉴》杂志创办人所崇尚的综合在地区研究中得到了实现。[3]92现代化迅速发展，社会需求也在发生转变。各式各样的国家机构被设置，统计学、人口学成为政治助力。社会学和心理学因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而日渐兴盛，历史学作为主要社会学科的地位受到质疑。此外，历史学还遭受到来自人类学的强大压力和猛烈攻击。在人类学家列维看来，历史学家还停留在诉诸经验和观察的水平，因而没有能力创建模式，即进入社会深层结构。反历史主义和永恒不变说充斥列维的着作。为应对这种置疑，费尔南·布罗代尔开始对历史研究进行思考，以便赋予它一种结构特征。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布罗代尔一方面主张加强学科间的开放性，开展各种学科间思想和人员的交流以增强历史学的竞争性，促进历史学对人文学科的吸收、同化和转化，强调人文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统一性； 另一方面，和人类学一样，布罗代尔的史学也想成为一种综合学科，但其手段是借助自己在时空观念方面的优势，它沿袭了第一代年鉴学派的传统。时段制约着所有社会科学，并使历史学得以发挥中心作用。[3]100与结构人类学家建构的近乎数学化的体系相比，布罗代尔所认为的结构应理解为一种架构或组合，即： 人应该通过具体现实来认识和观察它。历史学家的结构不应是对各种关系功能进行数学式的抽象表述，而应更接近现实生活，关注生活中最具体、最平常、最难以磨灭的和最体现普遍人的价值与存在的事物。[3]103这样，年鉴学派就把"结构"概念从人类学手中抢了过来。另外，为了应付挑战，费尔南·布罗代尔将时间结构化，并赋予了时间不同的节奏和性质，从而打破了时段的统一性，使时间具有了新的、多层次的可理解性。他将时间定义为三种不同的模式，即事件、周期性情势和长时段。费尔南·布罗代尔不仅对时段进行了多元化，他还雄心勃勃的主张恢复这些时间性的辨证关系，把它们归诸于一种单一时间。事件、情势和长时段是彼此相关的，即便把统一时间分为若干层次，这些层次也与其总时间保持着关联。这样，布罗代尔便与社会学缺乏厚度的多种时间拉开了距离。[3]104是年鉴学派成功的扞卫了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霸主地位，而布罗代尔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君主".
这场挑战使布罗代尔以近乎永恒的时间概念把历史结构化。而要理解长时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联想到地理的制约，即地理、环境对经济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于是，空间与时间结合在一起，历史的宏观作用得以发现。但需要注意的是，用观察历史的地理学来达到对现实的认知往往是机械的，但布罗代尔却把它作为主要方法，并认为这样比"用社会学观察历史"更为可信。[3]127但不管怎样，布罗代尔超越了两位创始人的教诲，在扩张历史学领域方面走的更远。他写道： "吕西安·费弗尔说过'人类是历史的主体。'而我要说： 历史的主体除了人类还有其他，土地、气候、地理运动，这一切都是历史的主体。"只是，人类不再享有中心地位，布罗代尔还将此视为自己的独创和有别于第一代年鉴派之处。[3]145
三、历史的多元化与碎片化： "新史学"与"系列史"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进入长期乏力阶段，严重的世界性危机令工业社会陷入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3]156第三世界的崛起使得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第三世界的许多历史学家拒绝西方史观。史学理论的转型促进了人类学和结构主义着作的流行，经济退缩也使得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世界，思索历史发展道路，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重点转向社会的停滞和平衡状态，历史学家对一切都表现出好奇，他们的注意投入到社会边缘，如疯人、巫师、离经叛道者等社会公认的负面。[3]154进步理念的危机引发了新的史学革命。在研究中，历史学家抛弃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转折，而唯独看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记忆。[3]154此时，社会科学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转变同样刺激着历史学结构的重新调整。为了回避人类学的挑战，第三代年鉴学派用历史人类学来引导自己的论说，从而加强了其霸权地位。但是这种转变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即放弃布罗代尔的宏大经济空间，历史学领域从社会退缩到象征性的文化。[3]154另外，宏观史学自身也正在遭受重大危机。他们指出，宏观史学的危机乃是 20 世纪 70 年代对那些宏伟的叙述之日益增长的幻灭感的一部分。立足于大量数量化的，计算机化的数据之上的大规模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了质疑，因为大规模进行概括从根本上就歪曲了真正的现实。[1]111
例如： 以往的研究往往把焦点放在社会结构上与社会过程上。而这就对此前为人所忽视而现在则要求认同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历史的那部分人口并没有留下余地。[1]102于是，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微观史学应运而生了。用列维的话来说，"微观历史学就是用各种各样的线索符号和象征告诉人怎样获得过去的知识。"[1]112其一般特征为集中研究特定地点的某个人，并极力强调其独特之处。[1]113总之，微观史学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激烈对战后的产物。人类学家提供了一种模型，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可以摆脱经济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的制约，研究群体中的个人。它使得具体的个人或地方性的经历重新走进了历史学。[2]50从另一个角度讲，微观史学更强调在方法论上需要以小规模现有的现实来检验其建构理论。
至此，第三代年鉴学派彻底结构了历史学，使它从此变成一个小写的复数名词。[3]178当然，新的研究对象大量增加，研究领域迅速扩大，这似乎表明历史学的状况尚佳。但是，由于历史学家力图征服所有社会科学，使其变成历史学的一部分，这就必然导致历史学的综合能力逐渐丧失，历史学独特性和价值渐渐衰弱。与空间的结合使时间失去了绝对性，这些历史学家不再探求现实的整体性： "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览全部历史。"[3]178全面的历史仅体现在计划之中，一旦进入实验操作，这种全面性便分化为无数个有待阐述的研究对象。[3]168关于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笔者更认同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的观点："一部研究广阔的社会转型的史学着作和一部个体生存的史学着作应共存并互相补充。历史学家应探索历史经验在这两个层次之间的联系。[1]102
时段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并因而遭到彻底解构。永恒唯一的时间在历史学家的分解下变成了一堆碎片。电脑技术的运用使资料的量化成为可能。于是，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历史时间。皮埃尔·肖努的"系列史"应运而生。系列史产生的条件是： 人们能够把属于同性质的事实归成系列，并测定其在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变化。[3]168米歇尔·福柯赞扬年鉴学派促成了历史学认识论的转变，并认为这是完成了一种结构。历史学必须放弃宏观综合，改为关注零碎的知识。历史学应当分析多种变化，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3]169 -170同时他还为系列史提供了理论："重要的是，历史学在查看事件时首先要确定其所属的系列。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家不再被动接受资料，而是主动地对其分门别类，并将其组建成一座殿堂。尽管如此，历史学还是失去了它的汇总功能。[3]171综上，弗朗索瓦·多斯较为系统的分析了年鉴学派在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及其主要成果，并对其进行了评价。他对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 对布罗代尔既表示敬重，也提出了批评； 对第三代年鉴学派则主要持批判和否定态度。[4]140笔者认为，应该客观看待这种评价。因为"多斯本人也承认在论战中难免受到时代和一些偏激的情绪影响。"[4]
因此，笔者主张用宽容理性的观点看待年鉴学派的成就和不足。既要看到年鉴学派推动历史走向多元化的重要影响，又要对历史走向琐碎和边缘保持警醒的态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断言，我们的理论决定了我们能够观察到什么。[2]89笔者认为： 当今历史学家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开拓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既要注意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的整体性，又要发现历史个体的特殊性。历史创作的多元化是宽容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宽容、理性和进步是时代的永恒主题，学术研究应该保持宽容的眼光，呼吁更多的个性解放和对个人价值的发掘、理解和尊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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