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学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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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定美食客

  20世纪70年代，国际史学界发生了重大转折。一方面，新史动追求的科学性在计量史学的实践中发挥到极致，同时自身所无法消弭的弱点也露无遗，使历史学陷入了新的，从而呼唤史学的进一步革新。另一方面，对科学和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更动摇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传统学术范型的根基，为学术创新扫除了种种旧的藩篱和障碍。这样，新文化史学作为史学领域内的新探索之一开始脱颖而出。
  （一）科学主义历史学——计量史学的
  二战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运用计算机统计分析材料和重建历史的计量史学在西方史学界风行一时。众多历史问题，诸如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家庭规模大小、贸易数额和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人们的心态，都可以进行量化的分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提出的“系列史”。“系列史”基本方法是选择某一方面的特征，在时空的许多点上将此特征计量化，然后置于长时间序列统计中加以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将过去只限于经济范围的计量研究扩大到社会、思想和文化史学领域。他们对这种研究方法充满了自信，认为依据这些涵盖长时段的系列统计，并运用数学方法的处理和计算，便能洞察历史变迁的长期模式和趋势。系列史的代表人物之一肖努指出：“系列一旦建立起来，它的证明能力便成倍地增强，因为系列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处理，可以取代社会科学中无法进行的实验，从而有能力揭示长时段中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
  如果说系列史“从观察到概括再到一个科学的规律”的方法仍是旧实证主义的模式，那么，美国的克莱奥学派则将现代数学模式注入了历史研究中。在美国的计量史学者看来，世界就是一个严格的模型体系，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某一部分的变化将影响到整个体系。他们常常采用集体合作的形式进行研究：在一个负责人的指导下搜集，将输入计算机。至于采用何种模型分析以及最后由谁执笔，是由不同的人分工完成的。这种研究方式常常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W·福格尔在《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利用了反事实计量法。他设计了一个反事实的没有铁路的19世纪美国经济模型，从中发现美国在这个反事实的状态下发展速度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因为其他的运输方式将会取代铁路，从而推翻了铁路建设是美国19世纪经济发展首要因素的传统结论。
  计量史学的成就有目共睹，并得到了广泛承认。它意味着历史学方的进一步精确化，强有力地支持了历史学作为“证明普遍观点的一个方法”的信心。大量的计量史作品表明，如果研究对象能够被清楚地界定，可以进行分类观察并且其数量达到相当巨大的规模时，计量研究便能有出色的表现。然而，随着这种研究范型的目标不断扩大，它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也日益露出来。首先，它不能抓住人类生活中大部分领域的独特性。例如，即使在体构成的社会中，决定和造就生活方式的最终力量依然是众多的个人。他们的想法和行动几乎难以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来驾驭。其次，还存在着一个与读者交流的问题。在这类历史作品中充斥着冷冰冰的公式、图表和模型。这种做法虽然能够使历史对象变得更加精确和有序，但也使其变得枯燥、晦，只能为少数人所读懂。计量史学家不仅难与大众沟通，甚至也无法和其他历史学家交流。再次，现代经济的理论和模型与历史事实之间的鸿沟似乎难以弥合，这就带来了验证结论的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很多计量经济史的结论所依据的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确证的演绎模式，因此它的某些方法实际上是“反经验的”和“反实证的”。因此，这种方法遭到了新文化史学的代表之一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否定。在他看来，定性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如果没有定性研究的印象主义方法，精确的定量研究也是难以实现的。计算机只能执行命令，不可能思考问题。因此，只有经过一系列特别深入的调查，一个阐述的计划才可能发展为应用计算机进行统计的工作。
  基于对计量史学惟科学论倾向的不满，历史学界的有识之士不是退回到传统的叙事史去，而是另辟蹊径进行新的探索。新文化史学正是其中的努力之一（另一努力是生态史的兴起）。与年鉴学派不同，新文化史学不是源于某个或某所，而是西方史学界在差不多相近的时间内出现的国际性动向，这表明它不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促成的，而是集体的自觉选择。罗伯特·达恩顿的看法也许可以代表新文化史学的基本思路。他强烈反对以系列的和计量的形式研究心态，甚至也不赞同那样来研究经济和社会。他说：“文化客体与经济史或人口史研究的系列不是同质的，因为它们不是历史学家的，而是由记录它的人的。它们传达出的是意义，应该被阅读，而不应被计算。”“文化是一个连贯的概念，不是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个社会实体，因为许多个人之间构成的所有关系，甚至那些我们认为是‘经济的’或‘社会的’的关系，本质上都是文化的。”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是从语言的本质和知识的性质入手，对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以科学和理性为根基的西方文明和学术传统作了批判性的反思。由于这种思考“为人们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因而，它促发各学科的新动向。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以及对各门学科产生的重大影响，其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公认。
  后现代思潮与当代历史学发展的关系，也是史学理论研究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因为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首先是一门用语言表达的学科，也是现代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所谓的“语言学的转向”中。“语言学的转向”是指语言学从语音、语法和句法的研究，转向对语言与其所指对象关系的研究。重要的突破源于费迪南德·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关于“语言学的转向”、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福柯、德里达、海登·怀特等的思想，前面几章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恕不赘言。不过，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与新文化史学的关系，还需要强调以下两点：
  首先，后现代主义思潮与新文化史学灵犀相通的一点是，它们都是对战后西方社会弊端的批判和反思。二战后物质财富的增加，似乎不仅没有有效地解决贫富分化、失业等严重的旧的社会问题，相反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生态环境的恶化、东西方冷战格局中的核武器威胁、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越来越重等等。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运动风起云涌，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反对和，呼吁建立自由和人道的社会。在美国，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权运动也前赴后继。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与这种动荡和变革的西方社会背景相契合的激进思想。新文化史学家大都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战后时期正值他们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生活风格的青少年时代。许多新文化史学家目睹了西方60年代的运动，有的甚至亲自走上街头，成为运动中的主力之一。因此，新文化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是耳熟能详的。无论是罗伯特·达恩顿还是彼得·伯克，在他们的作品中都经常提及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如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等，并对他们的思想作出过认真的思考和批判。
  其次，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形而上的批判，因此通常是非常极端的。不同的是，新文化史学则是实践的，后现代主义只是促成新文化史学兴起的因素。如果只是简单地彻底打碎现代的权威和理性，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诸如五六十年代的X一代”[1]，看到在他们当中流行的性解放、和犯罪这类现象。人们似乎并没能找到为如何实现更幸福的生活前景而建设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和知识体系的方案。后现代主义思潮并没有现成的。在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叙述的可能性和历史必要性的否，新文化史学在实践中坚决捍卫着自己的阵地，并没有完全屈服于后现代主义的理念框架，而是吸收了其中某些有益的观点作为出发点之一。显然，新文化史学并不愿意只做一个批判者和破坏者。它从后现代理念中的受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现代思潮直接影响了新文化史学的研究主题。众多以“创造”或“塑造”为标题的著作，就是将观念作为社会和政治的进程来考察的。《东方学》（又译作《东方主义》，的作者爱德华·萨义德承认，福柯的有关知识霸权的思想对他的写作有很大启发。二是间接的影响。“语言学转向”所揭示的理性和科学的局限性，迫使历史学家重新审视传统的史料观、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等问题。
  （三）新文化史学的兴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先问世的新文化史学作品，却出自一直热心鼓和实践计量史的学者。1975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埃马纽埃尔·勒·胡瓦·拉杜里出版了一本描述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村庄中的异教徒的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此前不久，他还宣称惟有计量史学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并预言历史学在80年代将成为计量史学的一统天下，然而，在这本书中，他放弃了数字和图表模型，转而对几百个村民的生存方式和家庭状况以及他们对贫穷、财富、婚姻、爱情、人生等方面的看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描述。他还试图通过这些描述揭示出这个村子的权力体系、它与外界的交往，以及这种交往对村民生活和观念的不同影响。这本书的问世立即引起了学界和大众的广泛注意，成为20世纪法国最畅销的历史著作之一。
  一年之后，意大利历史学家卡尔洛·金兹伯格出版了《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书。金兹伯格出生于1932年，曾任教于波罗涅，先后在美国的哈佛、普林斯顿、洛杉矶盖提中心(The Getty Center)和英国伦敦的沃布格学院等地做过访问学者。自1988年至今，他加盟世界一流的——洛杉矶加州，担任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方向的富兰克林·D·墨菲讲座教授。1998年，他当选为伦比亚意大利高级研究院的在籍院士。这本《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试图为16世纪一个名叫麦诺齐奥的普通磨坊主的怪异看法寻找合理的解释。麦诺齐奥对世界的形成和现世的生活有着不同于正统学说的独特认识，并且喜爱到处向家人、周围的邻居和村里的人，甚至面对审判他的法官宣讲自己的观点。在金兹伯格看来，一方面，麦诺齐奥的生活经验、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民间文化传统、宗教精英文化等外界环境对他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这个下层人物并不是外界观念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通过自己的头脑中一个“过滤器”，进行了创造。
  在美国，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于1978年面世。萨义德是阿拉伯裔美籍学者，出生于耶路撒冷。虽然在埃及生活过，但他从小接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在美国读完，1968年起在伦比亚讲授文学。萨义德的这本书探讨的不只是东方学这样一个学科在西方发展的历史、演变、特性和传播，而且在作者看来，东方学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本体论、认识论意义上以东西方相区别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它表现为大量的作家接受了这一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习俗、心性和命运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与社会分析的基础。在更隐蔽的层次上，东方学还被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方式，通过作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性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在这里，东方学是交织着学科、思维方式和权力的多层次复合体。此外，在英、俄等国也都出现了类似的作品。
  乍看这些作品，除了在书名的选择上，人们已经看不到通常的“历史”一词，而是一些非常具有想像性的词汇之外，它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别的明显联系。然而密切关注历史学前沿发展的学者，已经逐渐认识到创门背后蕴含的力量和价值。
  对于这样一些在不同先后出现的史学作品，最先从理论上加以全面分析和肯定的学者，是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1979年，他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叙事史的复兴》一文。他虽然没有用“新文化史学”（而是使用“新的旧叙事史”）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以新的文化理念为取向的新史流，但他的具体分析已初步揭示了这一新潮流的特点和意义。斯通的文章指出，新的历史写作侧重于叙述个人的历史或某个重大的历史，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而是为了发现历史进程中文化和社会的内在运作。它所反映的不只是写作方式的转变，而且体现了历史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全面转向，即“从围绕人的环境转向关注环境中的人，研究的问题从来自于经济学、人口学转向来自于文化和情感，首要的材料来源从主要接受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影响转向主要接受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关注的对象从体转向个人，从对历史变化的分层的、单因果的解释转向相互联系的、多因果的解释，在研究方法上则从计量转向个人例证，组织文章的形式从分析转向描述”。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试图对过去的变化作出连贯的、科学的解释的结束”。罗格·夏特尔非常简洁地将这一变化概括为“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转向”。1989年，美国学者林·亨特等人第一次以《新文化史》为书名主编了一本论文集，收录了有关政治文化，如无形的政治规则、组织方式、非正式权力体系等研究论文。
  正如斯通指出的，在70年代，尽管新文化史学还只是寥寥可指的少数历史学家的实践，却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关于历史研究的性质、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历史的性质以及历史真理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的激烈讨论。历史究竟是静态的结构，还是变迁的？历史学应该研究独特的人物，还是应该研究被抽象的体？历史学的使命是为人类寻找普遍的规律，还是为了人的幸福和自由的目的进行释义？作为史料的历史文本反映的是客观事实，还是文本记录者的主观印象？随着讨论的深化,90年代后，新文化史学的作品已经数以千计，其中许多不仅得到学界的承认，而且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诸多世界一流的，如剑桥、普林斯顿等，都聚集了一批研究者在关注和进行新文化史学的探索，还有许多新文化史学者也在这些获得了重要的教职。这一潮流所倡导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以至于“文化”、“力文化”等等，一切现象似乎都能与文化联系起来。

  浏览 340赞 134时间 2022-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