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梁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是一组代表着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诗歌，它对魏晋以来文人五言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此后历代诗论家不断探求《古诗十九首》千古不朽的艺术魅力，或对它作画龙点睛式的评点；或写专书进行研究。他们的评论为《古诗十九首》罩上了美丽的光环，使其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获得高度赞誉的诗歌。承近代《古诗十九首》研究之余绪，20世纪的《古诗十九首》研究，在古诗文本的解读、研究的整理、研究内容的深化、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瞻目的研究成果。本文根据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分三个阶段论述：
一、1900~1949年
如果说传统的《古诗十九首》研究或侧重于事理的诠释、出处的罗列、语词的探寻；或以“比兴”、“寄托”的方法揭示诗歌的内在意蕴；那么，本世纪前半期的诸多学者，从对《古诗十九首》的注释、解说、考证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入手，既注重“事象层面”的探求，又注重“意象层面”的开掘，在的搜集、整理、分析、考辨中多有创获。
贺灵扬的《古诗十九首研究》一书，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作品产生的时代、艺术特色、各家之拟作等作了较为系统地研究。[1]这一时期，发表在期刊上的二十多篇论文，既对《古诗十九首》文本进行诠释、笺注、解说、考疑等，也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时代、表现的情感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初步地探讨。较具代表性的是徐中舒的《〈古诗十九首〉考》，他结合相关典籍及后人拟诗，严于考证，慎于论断，认为《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以后。[2]关于《明月皎夜光》一诗中“玉衡指孟冬”一句，因李善注引《淮南子》、《汉书》中“明是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汉之孟冬，今之七月”所引起的千余年的争论，金克木《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一文，寻绎诗意，查考星图，并引证天象，即景解文，认为“玉衡指孟冬”并不指月份及节候，而是说一日的时刻，他的这一说法，合乎天文的理论与实际，比较前人与时贤之说似乎较少牵强，从而动摇了《明月皎夜光》成诗于“太初改历以前西汉初年”的推论。[3]
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可以说是集前人研究之大成的著作。该书卷一“考证”对《古诗十九首》产生年代及其作者诸问题条分缕析，列出“枚乘、傅毅说”、“曹植、王粲说”、“张衡、蔡邕说”，认为这些都是传说推测之词，并无真凭实据，而不足为信。六朝以来至清人顾炎武、近人徐中舒等有关“东汉说”、“西汉说”的诸论点，理由不能充分成立，经逐一驳正后，他认为“两汉之说”最为可信。前人“《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的说法是对的。此说似已无大的争议；卷二“笺注”，每首诗在六臣注之后，列举了从“文选学”专著及《古诗源》、《古诗镜》等诗歌选本中精选出的评论《古诗十九首》的，层次清晰，方便研究者对读；卷三辑录了清代及近代学者刘履、张庚、吴淇等的著作和论文中对《古诗十九首》的解、说、评点；卷四“评论”辑录了自刘勰以来历代诗论家对《古诗十九首》精当的评语。这部集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的著作，是研究《古诗十九首》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书。[4]
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别开生面，他以新的学术眼光和审美情趣分析《古诗十九首》，在“注释”部分继承李善“释典”、“释事”的传统，“说明”部分揭示《古诗十九首》内在旨意，把诠释诗歌中的“典事”和阐发诗歌中的“意蕴”相结合，体现了新旧文学的融会贯通，在疏通文义的基础上，分析探求古诗的思想内涵及艺术特征，形成了既长于注解考证，又善于鉴赏批评的研究特色，成为后人研究的典范。[5]
可以说20世纪前半期的学者，以笃实谨严的治学态度、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力，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集评笺注，评论鉴赏；或辨析，旁征博引；大都打破了旧学的“比兴说”、“君臣说”的模式，实现了从旧学到新学不同研究手法的过渡。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初学古诗者指示了门径，为《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推向深入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