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

由陆—陆碰撞形成的造山带或许是地球表面最显著的地质特征（Dewey等，1973）。青藏高原地处亚洲的南部，在大地构造上是全球著名的巨型东西向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域的主体部分之一。由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地壳结构，长期以来一直为广大地学工作者所瞩目，成为地球科学家竞相探索的对象。围绕它的成因和某些独特的地质现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在19世纪末叶，喜马拉雅山就被地质和地球物理学家当作地壳均衡的例证；而巨型推覆构造的发现，更激发了众多地质学家深入探索的兴趣。随着板块构造学说的兴起，这里被视为研究和解决造山带地质演化和板块岩石圈发展模式的理想地区，是解决亚洲乃至全球构造问题的“金钥匙”。

Medlicott（1872）在研究印度中部晚古生代以来形成的地层时，提出“冈瓦纳系”一名，代表该地此一时期的沉积（Feistmantel，1876）。此后陆续证实，这种以冰川堆积和舌羊齿（Glossopteris）植物为代表的沉积，普遍见于南半球各。这是漂移学说的重要依据之一。该学说告诉我们：印度次本是分布于南半球的冈瓦纳的一部分，它是在白垩纪时从冈瓦纳分离出来并向北漂移的。

大量的地质、古生物和地球物理的（Gansser，1964、1980；常承法和郑锡澜，1974；徐仁，1973、1981）表明：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喜马拉雅地区是属于印度板块的组成部分。有关印度板块向北漂移并与欧亚板块碰撞的文章中，多是以现今的印度次（或包括喜马拉雅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其向北漂移的时间是从白垩纪中期开始的（朱志文和腾吉文，1984）。大印度的前缘俯冲于青藏高原之下也是基于上述思想（Bingham and Klootwijk，1980）。

印度与亚洲板块之间的碰撞也许是中生代末期以来所发生的意义最为深远的构造（Harrison等，1992；Rowley，1998）。它是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原抬升的主要原因，并被认为对全球的地质、地球化学及气候效应起着主要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对碰撞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对于碰撞的起始时间尤其是陆间海相层最终消亡的时间的把握仍十分不确定，且各家所做的解释大相径庭。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用来确定碰撞的方法各不相同，且这些方法一般是间接的（Rowley，1998）。

碰撞造山作用是一个在碰撞之后的均变过程。碰撞一般来说不会留下眼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明显的地质记录。因此，我们必须利用碰撞发生前后产生的地质记录来限定碰撞的时间范围。在众多用来限定碰撞时间的方法中，碰撞前被动边缘沉积物的时代与前陆磨拉石盆地沉积物所的年龄是目前所知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碰撞后发生大面积海退，因为碰撞不可能沿缝合带同时发生，所以某些地区在碰撞后仍存在有残留海盆。残留海盆的消亡过程是全面碰撞的完整记录，所以最高海相层的研究是恢复碰撞发生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喜马拉雅造山带是世界上最新、保存最好的碰撞带之一。雅鲁藏布江缝合带是印度与拉萨地块自白垩纪末期—古近纪初期碰撞拼合和新特提斯洋闭合的遗迹，其南侧的喜马拉雅地块是原印度板块北部被动边缘的组成部分，发育一系列的逆冲-推覆构造。实际上，喜马拉雅地块是由一系列自南往北的逆冲-推覆岩片组成的，最终于中新世沿西瓦里克主边界断裂发生陆内俯冲时与印度板块拆离，构成的地块。基底的前寒武纪聂拉木构成喜马拉雅山系的主脊；古生界—中生界为印度古陆的被动边缘沉积，南侧的恒河盆地则是喜马拉雅造山带的周缘前陆盆地（Allen等，1986）。但是，这个周缘前陆盆地发育在印度板块内部，是伴随喜马拉雅地块沿西瓦里克主拆离—逆冲而在其前缘形成的晚新近纪—第四纪磨拉石盆地。沿西瓦里克带出露的陆相石炭系—二叠系（周详等，1988），说明恒河前陆盆地是在陆内克拉通盆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碰撞带演化规律，被动边缘沉积盆地消亡转换为造山带，而前陆盆地为盆转山的必由之路（许效松等，1999）。印度北部的被动边缘与亚洲南部的活动地带边缘拼接的时间可能是在晚白垩世晚期—古近纪初期。在特提斯喜马拉雅带中生代被动边缘沉积之上可能存在早期（晚白垩世—古近纪）的前陆盆地沉积，但由于后期的构造破坏和剥蚀而难以识别出来（周新源，2002）。刘宝珺等（1993a）的沉积学研究、Gansser（1994）的古生物研究、Beck等（1995）的地层学和沉积学研究，为该盆地的可能存在了重要依据。

藏南地区发育着地区最晚期的海相沉积，曾是特提斯演化晚期残留海盆的停留地，可关于特提斯演化晚期及其最终封闭时间的良好信息。特提斯晚期演化史的研究及其封闭时间的确定，对于印度与亚洲板块之间碰撞发生过程的研究无疑起着极为重要的直接的作用。这就是本书的研究目的及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