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

老布什尽管没有远瞩的愿景，却能游刃有余地克服。和他有远大愿景但却缺乏因时制宜的智慧或管理技巧的儿子相比，老布什是更好的人。 方向盘 今年美国大选的一个特点，是奥巴马的可能共和挑战者，无不呼吁彻底改变美国的政策。竞选口号总是比最后的落实要极端得多，但应该对巨大的变革保持谨慎。情况的发展有时会事与愿违。 在2000年的美国大选中，政策几乎完全不是个课题。2001年，小布什在开始他的首个任期时，对政策并没有什么兴趣。然而，2001年911袭击后，变革成为了他的目标。与威尔逊（Woodrow Wilson）、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杜鲁门（Harry Truman）等前一样，当来临时，布什高举大旗来争取的支持。 前克林顿也曾谈及要在美国政策中加大人权和的角色，但大多数美国人在1990年代追求的，是正常化和后冷战时期的和平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变革。相比之下，被称为布什主义（Bush Doctrine）的2002年“美国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高调宣布美国将“找出并清除主义者及支持他们的，无论他们藏身何处”。解决主义的途径是将传播到世界各地。 布什出兵伊拉克的表面理由，是消灭萨达姆的大规模伤性武器，并在过程中推翻伊拉克。我们不能把萨达姆拥有大规模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归咎于布什，因为很多其他也有类似的判断。但对伊拉克人及区域情境理解不足，以及行动缺乏规划和有效管理，大大削弱了布什的变革目标。布什的一些支持者虽然将“阿拉伯”归功于他，但阿拉伯的主要参与者却否定了这种论调。 《经济学人》杂志称布什“太想成为变革型，不想像克林顿那样稳守现状”。当时的国务卿赖斯对“变革型”的优点赞誉有加。然而，尽管学理论家和报章评论员一般都认为变革型政策官员在道德还是效率上都比较优秀，事实却不支持这样的观点。 除了变革型和“交易型”（transactional）人的一般区别，其他技能更加重要。比如，老布什从来不做“有关愿景的事”，但他健全的管理和执行打造了美国过去50年中最成功的议程之一。有朝一日，基因工程师或许能够塑造兼具愿景和管理才能的人。比较布什父子（他们身上一半的基因是一样的），先天遗传显然还没有解决问题。 这并不是说变革型人不好。圣雄甘地、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在引导人们的认同和渴望上均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也不是说美国政策中不要有变革型人，罗斯福和杜鲁门都做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在评价人时，我们既要看到成就，也要看到阙漏；既要看发生了什么，也要看避免了什么；既要看听其言，也要观其行。 政策如医学 政策的一个大问题是所处环境的复杂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我们对社会工程和如何“建设”所知甚少。当我们不确定应该如何改善世界时，审慎就成了重要的美德，而宏伟的蓝图可能给世界带来重大危险。 政策就像医学那样，记住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是很重要的：首先，莫要造成伤害。因此，具备因时制宜的智慧（contextual intelligence）的“交易型”人极其重要。比如，老布什尽管没有远瞩的愿景，却能游刃有余地克服。和他有远大愿景但却缺乏因时制宜的智慧或管理技巧的儿子相比，老布什是更好的人。 里根时代的前国务卿舒尔茨曾把他的角色比作园丁——“不断地照顾一系列复杂的参与者、利益和目标”。但舒尔茨的斯坦福同事赖斯要的是变革型，不接受世界的现状并尝试改变它。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赖斯可不甘于当一个园丁，她想当园林设计师。”取决于具体的情况，这两种类型世界都需要。然而，我们需要避免的错误，是想当然地认为变革型园林设计师一定是比谨慎园丁更好的人。 在评估目前美国竞选辩论时，我们应该时刻铭记这一点。当前辩论三句话不离美国的衰退。衰退是个具误导性的比喻。美国并不处在绝对衰退的情况；从相对意义上来说，在未来几十年，美国很有可能仍然比任何都强大。我们并没有进入“后美国世界”，但20世纪末的美国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美国将面临众多方面实力的崛起——一些是，一些是非参与者。为了取得美国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美国需要和其他势力联手处理，而不单是凌驾于其他势力上。美国维持同盟和创造合作关系的能力，将是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层面。 美国在21世纪的角色问题并不在于（被拙劣定义的）“衰退”，而在于加深因时制宜的智慧，以了解到就算是最大的也无法单匹马达到其目的。教育公众理解复杂的全球化信息时代，以及在这样一个时代获得成功所需要的条件，才是真正的变革型任务。到目前为止，共和人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见地。